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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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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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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外传
第一回　花明楼刘门养孝子　安源矿刘贼营投机
第二回　入虎口叛徒现奴颜　居租界“老机”露媚骨
第三回　贪功图位自谱赞歌　投敌叛党永留丑史
第四回　拋“修养”降敌罪难逃　刘“老机”胡作和平梦
第五回　宁乡县保地富过关　天津城纵老板叛国
第六回　拒批判周扬暗周旋　抗改造献珍忙献计
第七回　放鬼火“大右”掀黑浪　锦还乡“老修”拔红旗
第八回　交际花南洋出丑态　贵夫人桃园写歪经
第九回　刘关王桃园三结义　整烂摊董朴二进村
第十回　紧灭火刘邓惧燎原　镇革命王婆到清华
第十一回　王扒手滚出清华园　刘老修终成瓮中鳖

邓修外传
第一回　老翰林广安行霸道　新政委崇义开小差
第二回　泄私忿李右整邓“左”　乞“团结”奴才捧独夫
第三回　黎城会邓机泼冷水　百团战彭贼背中央
第四回　斗温村直言受围攻　入中原小平屡犯右
第五回　共痛痒匪霸受窝藏　同腥臭资地蒙偏爱
第六回　吠红日赫秃得高徒　纵叛匪麻山开恶例
第七回　入清华修徒演修经　游遵义骗子耍骗术
第八回　刮五风邓修乱吹牛　藏祸心黑帮假蹲点
第九回　畅观楼上下妖风紧　北大园里外杀声高
第十回　革命左派造反有理　反动死党插翅难逃
编后附记

扒手外传
编者的话
第一回　王门女拜贼认干亲　刘某人纳宠容败类
第二回　刘王氏来不怀好意　清华园内如此三同
第三回　电话事件小试刁钻　镇压群众大打出手
第四回　薄老头三入清华园　刘家将中策成泡影
第五回　日暮途穷抱头痛哭　拋头露面哗众取宠
第六回　两面派书记施淫威　革命者家志受围攻
第七回　父女搭档各显神通　“三临”齐唱“秋后算帐”
第八回　紧策划纵右派翻天　细安排叫傀儡唱戏
第九回　兔哭豕奔风烟滚滚　树倒猴散逃之夭夭
第十回　妙事连连丫头掌政　天网恢恢扒手就擒

后记


第一回　花明楼刘门养孝子　安源矿刘贼营投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中华民族，自夏商周秦以后，几千年来出了多少英雄人物，写就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但只有我国出现了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以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才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有了马列主义，修正主义者便乘隙而生。可恨的是他们钻到我们内部来反对我们，企图瓦解我们的队伍，使资本主义复辟。有时，他们还能嚣张一时。不信么?请看一个红彤彤的列宁所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如今竟被赫秃、勃贼糟蹋成什么样子!
    在我们中国有没有修正主义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答曰：有!
    本书不说别的，单表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如何靠其一套市侩“修养”投机取巧，混入革命队伍内的；是如何网罗党羽、招降纳叛、逐步高升的；又如何镇压革命、拜倒苏修门下、大搞修正主义复辟的。本书还要让大家看看，刘少奇终于如何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大现原形、丑态百出、垂死挣扎的。
    前言至此，书归外传。
    在湖南宁乡县有个花明楼乡。此地有个刘姓的地主，号称“刘善人”，全靠雇工、收租、放债过日子。别看是“善人”，其实心怀鬼胎，为人刁奸，方圆百十里人尽皆知，是有名的“刘剥皮”。
    且说此“刘善人”生得四男二女。却说这四兄弟，老大当了个小小的伪军官，虽没多大本事，可也无恶不作；老二、老三生性好吃懒做，学其父之一套，管家收帐，继承父业；唯独老四名作黄，长得眼深鼻大，生性乖巧，从小惯会看风使舵，甜言奉人，百般孝顺，甚得“刘善人”宠爱，料想将来定有出息，故另眼相待，娇生惯养。
    “刘善人”有心让作黄多读点书，将来做个大官，既有财，又有势，岂不美哉。而刘作黄也立志要出人头地。他对父兄说：“你们现在让我多读书，将来会有报酬的，我能挣很多钱，会还你们的。”
    且说当下刘作黄兼承父兄旨意，怀着发财致富的目的，一气读了十三、四年书。诗云子曰，孔孟之道，背诵如流，铭记在心。把一些个什么“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云云，奉若神明。直到四十多岁，在延安马列学院演讲时还能信口开河，滔滔不绝。
    却说作黄这些年来熟读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后，　自有一番考虑。他觉得墨子那样的人，不考虑自己，专门打抱不平，济危救难，非常不合自己的胃口。但象杨朱之徒，“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他又嫌太露骨，怕没有好下场。最后他经多年的修身养性之后，终于悟出了一条“真理”，即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此一修身哲学之发现委实重要。刘作黄也意识到自己必定会成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乃世界上少有的奇材，越想越觉得“作黄”二字配不上他，于是高兴之余，毅然给自己改了个名字，曰“少奇”，意即中国之“少”有，世界之“奇”缺也，后人有诗曰：
    十年寒窗苦读书，作黄修养下功夫；早吃小亏装贤圣，晚收大利不含糊。
    却说当下二十岁左右的作黄悟了真谛，改名“少奇”，便很想在名利场上大干一番。当下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解放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革命者开始领导了解放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当时为了向国外，特别是苏联的工人阶级学习革命经验，毛主席发起并组织了勤工俭学赴法、赴苏留学的运动。刘少奇一闻此讯，认为有机可乘，跃跃欲试。但一转念，又怕捞不到多少油水。正在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之时，他忽然想起可以同当上洪江陆军稽查处处长的老相识洪赓扬拉拉关系，以便一旦留学这着不成，也好有个后路。主意既定，便信手抽出一张四寸见方的近照，端详着自己的尊容。于是诗兴顿起，在相片背后疾书一首。但见写的是：
    身长七尺好奇男，汝何悲愤而长忆?
    尔之命促数且奇，一生富贵何可期?
    胡不及时以行乐，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
    人才西渡正纷纷，尔之翘首望何陲?
    岂欲长征班定远，杖策以相随?
    满目带秋思，意蠢情亦痴。
    天津桥上无人识，只得远寄与知己。
    说老实话，此诗写得不伧不类，不古不今，风格极低，实不值得一读。不过倒也能暴露刘某人的丑恶嘴脸。且让我们将它翻译成为通俗的语言看一看吧：
    刘少奇呀刘少奇!
    你身长七尺，长得多么英俊，多么神气!
    到如今，怎又那么悲愁，那么没有主意?
    你这个人哪，到底能不能交个好运气?
    小亏已吃过不少，什么时候来大便宜?
    要等到何年何日，
    才得荣华富贵，直登天梯?
    噢，算了吧!
    还是趁这年纪轻轻，及时行乐吧，何必自寻烦恼找没趣。
    你，远离故乡，四处飘零，何苦来呢?
    还不是为了弄个一官半职、荫子封妻!
    你看，人家都纷纷到欧洲留学去了，
    你还伸着脖子在看什么东西?
    想学汉朝班超去远征，回来后有名有利，可又怕偷鸡不着反蚀把米。
    唉呀呀，真是愁煞人也，叫我没了主意!
    一心想往上爬，可官场又没有人看得起!
    还是寄给洪大哥，你可别忘了老弟。
    望贵手高高抬起，
    少奇日后决不忘恩负义!
    这里散发出的是多么腐朽的封建纨绔子弟的臭味啊，让我们再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多么崇高的志气!对比之下，更可以看出刘少奇不过是一个散发着腐朽的个人主义臭味的蝇营狗苟的政客而已。
    却说刘少奇考虑了很久，怎样才能得到最大便宜，一九二一年溜到上海进了留俄预备班，在那里居然混进了革命队伍，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便被我党派往莫斯科去了。他在苏联学了八、九个月，并且混进了共产党。以后，他经常拿这段历史在旁人面前吹嘘，说：“参加革命我是第一代，现在成为中央委员。”“第一代是要得便宜的”。贩卖他那一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人生哲学。
    读者可能会问，刘少奇通过这一次在莫斯科的学习，该变个样了吧?其实不然，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孝心顿起，归心似箭。这一趟回湖南老家，但见少奇西装毕挺、革履铮亮，乡下人见之无不议论纷纷，少奇则不屑一顾。回家后，少奇略叙别后之情即说：“我在外头搞革命，要是我成功了，就成功了；要是不成功，中国可能要亡国，那时我们就要跑到外国去住，你们也别找我了。”似乎革命乃是一场赌博，赢了还好，输了便赔本，他对革命哪有半点信心，真正的革命者哪有象刘少奇那样灰溜溜的?
    却说刘少奇一九二二年从家出来以后，党便派他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又调到江西萍乡煤矿搞工人运动，担任安源工会会长。当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有李立三等人。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当时便到过安源矿调查，亲自领导过安源工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起了很大的影响。可是刘少奇却贪天之功，据为已有，绝口不提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是我。”实际上，刘少奇到安源后，却“埋头苦干”地把工人运动压了下去，竭力阻止工人对资本家、军阀政府作斗争。他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抗日时，他在华中党校讲了一次课，题目为：《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除了又是兜售他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修养”以外，甚至得意忘形地自吹自擂起来，俨然以中国的“刘克思”自居。请看其中“精彩”的一段：
    “现在我来举几个实行领导的模范例子。”
    于是刘少奇举了一个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起义的态度，再举一个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如何争取大多数中央领导的例子。之后，他咽了两口唾沫，挺了挺胸，把手一挥，洋洋自得地说：
    “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出很多。”
    台下听众屏息着，以为他一定会谈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范例，可是刘某话题一转：
    “我个人也曾遇到这样情况。那是在中国党成立初期，我受党的委托在一个地方(按：即安源)搞工人运动。……工人们的斗争情绪很高，大多数工人和这支部中党员都主张发动罢工。可是……我不主张立即罢工。但支部的同志们和工人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按：可见你不怎么样)，他们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而且选我当罢工委员会主席，要我下命令宣布罢工。我怎么办呢?如果照大家意思去做，那么罢工一定要失败，但是如果照我个人的意思去做，那么就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自己破坏了组织原则，而且造成自己的孤立，脱离了支部和工人大众。因此我决定照大家的意思发动了罢工(按：先吃个小亏)，而且积极地努力地领导了这个罢工(按：天晓得)，不过在发动罢工之前，我就向大家声明，这罢工是要遭受失败的，不过你们大多数都主张罢工，我就只好照你们意思去做(按：想得“周到”，胜便是“英雄”，败仍为“诸葛”)。后来罢工果然失败了。”
    讲到这里，刘某停了一下，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心里简直是得意极了，平时有点惨白的脸这时也涨红了起来，再挺了挺胸，提高了嗓门，装着一副“刘克思”的样子，说道：
    “但是幸在我领导下，我先已有预防，所以损失不大(按：恬不知耻)。大多数同志在失败后，想起我早先的估计，因此对我更信任了。同时我也在这次罢工中做了一个服从组织的好榜样给全体同志看……(按：终于占了大便宜)。”
    听到这里，台下早就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大多数人极为不满，只不过憋在肚子里罢了。可刘某人不知天下竟有羞耻事，直到一九六二年还把这篇东西再拿出来在党内广为散发，毒害全党，不过，读了这一段，读者也就明白，他所谓的“埋头苦干”实不过是贪生怕死，做工人运动的绊脚石罢了。
    一九二五年，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决议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某也来到广州，靠其投机本领骗得代表们的信任，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的副会长。
    当时中国面临着大革命的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苏联帮助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组织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七月正式兴师北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由叶挺同志率领的“铁团”一马当先，征途所向披靡，不久便攻克武汉。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开始办公．刘某看到革命形势不错，有机可乘，便也随军来到武汉，和李立三一伙在湖北总工会工作。
    当时，卖国贼蒋介石率领一路嫡系军队装模作样进攻江西，后坐镇南昌，以南昌为反革命中心，和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勾结，密谋篡夺北伐胜利果实。四月十二日，蒋贼对共产党，对革命工农群众开始了全面的血腥大屠杀。我党许多优秀干部都牺牲于蒋贼屠刀之下，血流成河。而在武汉的汪精卫也于七月十五日同共产党决裂，叛变革命。汪贼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法西斯口号。这口号以后又被蒋贼接了过去，于是上海、武汉一片白色恐怖，大好的革命形势被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葬送了。
    有诗为证：
    风云突变二七年，合流汪蒋逆翻天。
    广州起义留血史，秋收暴动创新篇。
    革命党人多壮志，投机掮客作奴颜。
    霜雪漫天梅花笑，苍蝇怕冻少奇寒。
    此时身在武汉的刘少奇也被汪精卫逮捕，危在旦夕。欲知刘少奇有何绝招，竟然从汪精卫屠刀下脱身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入虎口叛徒现奴颜　居租界“老机”露媚骨

    上回说到一九二七年，蒋贼介石、汪匪精卫密谋反共时机已到，便撕去“革命”外衣，露出反共狰狞面目。四月十二日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的示威群众于上海宝山路惨遭枪杀，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失英雄本色，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戴着镣铐昂首高歌：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壮烈牺牲、慷慨就义；惊天地、泣鬼神，永垂革命史册!
    而那个贪生怕死、沽名钓誉的小人刘少奇，随北伐军来到武汉以后，便钻进湖北总工会里窃据了领导工作，在那里工作的还有林副统帅的哥哥林育南同志。其时武汉地区在毛泽东司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力量精锐雄厚，二七年初，汉口、九江二十万革命群众奋起反帝一举夺回英租界，二七年四月武汉三十万革命群众声讨“四．一二”罪魁祸首蒋介石的大会，便是证明。奈何这样大好的形势却断送在刘少奇手里，他在关键时刻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人民武装；做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忠实信徒，使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蒙受惨重的损失，林育南同志亦遭逮捕，这个一心为党、鞠躬尽瘁的优秀共产党员在上海龙华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古语道得好：真金不怕火　怕火不真金
    列位欲知刘少奇到底是真金还是烂铁，且听我将他狱中所为慢慢表来：却说刘少奇被汪精卫抓到狱中，心中好生懊恼，自忖道：“想我刘某人，投身革命，实指望能平步青云，担当大任，何曾料想会落到如此地步，成了阶下之囚，从好处想亦不免皮肉受苦，倘有不虞，岂不要身首异处。”不禁思前瞻后，不寒而栗。一日，于愁苦间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姓洪名赓扬，乃是刘少奇过去的挚友，现在汪精卫麾下任职，甚有权势。刘少奇笃信“活命哲学”，想到此人，自然如获救星，喜出望外；连忙托人相求。不几日，洪某果然将其保释出狱。刘少奇自然感恩戴德，不能忘怀，数年之后念及此情仍不胜感叹的说：“想当年被捕入狱，宪兵打了我一记耳光，可是汪精卫还是饶了我一条命。”此是后话，不必多云。
    且说刘少奇出得狱来，生怕再被抓回，急忙赶回家去，打点细软，星夜逃往湖南老家。读者或许要问笔者何必要提出刘某“打点细软”这等枝节琐事，列位不知，原来在“细软”中却有一段趣闻：最近在湖南刘某贵府里清出四个明代古瓶，颇为贵重。据说这四个古瓶即是刘少奇当年占小便宜得来，出狱之后当做细软之物带回老家去的。
    刘少奇对“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诀窍深为精通，坐牢一回，岂能只捞四个瓶子便算了事?于是便使出“贪天之功”的伎俩，将二七年汉口、九江人民英勇夺回英租界的功劳据为已有。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混入党中央，成为中央委员。
    再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黑暗势力甚嚣尘上，中国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正在此时，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同志指明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他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著作，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天才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农民土地革命、革命战争、党的建设、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自从二七年九月八日毛主席亲自发动了秋收起义，八月一日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十月毛泽东同志统率工农红军登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建立起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工农政府，于是中国革命又蓬勃兴起，由低潮转向高潮。但继二八年“六大”以来，党中央领导权一直为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终使白区工作再次遭到严重损失，三二年李立三、王明等只好离开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当年秋天，刘少奇也追随其后投奔而来，当上了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三四年，日本鬼子已侵吞我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妄图将中国完全吞并。蒋贼介石非但不抗日，却大举“围剿”江西苏区，因为毛主席用兵如神，军民众志成城，故接连四次反“围剿”均获辉煌胜利。不料，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职权排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终遭失败。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决定战略转移，踏上世界史上空前伟大的征途。
    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于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中国革命史上永放光辉的遵义会议。她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几经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自己最伟大的领袖，犹如黑夜中看到了北斗星，犹如惊涛骇浪中找到了舵手，真是人民为之欢呼，山河为之歌舞。从此中国工农红军便在毛主席的率领下走上北上抗日解放全国的征途，中国革命便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遵义会议上，一贯紧跟李立三、吹捧王明、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投机分子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这足见毛主席的胸怀多么宽广。
    经过千难万险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三六年春中央任命刘少奇为北方局书记，派往平、津一带开展白区工作。刘少奇见自己的“官儿”越来越大，好生得意，不免自矜起来：“以前我刘某总感到自己没能力，没多大本事，感到别人能管一个省，真有本事。现在我不但有能力管一个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的工作。”列位要问刘少奇的“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可到他以后写的刘氏黑《修养》一书中去找答案，在此不再多表。
    上任之前，刘少奇着实忙了几天，行装收拾停当之后，却又发起愁来，为的是他带的活动经费一斤多重的黄金放在哪里总不放心，后来刘某受人一计，把它打成了一副金镯子、一支金项圈、一个皮带圈戴在身上万无一失，这才欢欢喜喜地带着妻子谢飞走马上任去了。
    刘少奇四月份到达天津，在英租界里找到一所舒适的住宅，挂起大学教授的招牌，一切倒很顺利。随后又把所带金银首饰存到白区银行以备随时提用。此时白区的党费和外围组织的捐款也源源而来，日积月攒；不久在刘某家里便又增添了一个金鞋拔子。不料刘某见有那么多黄澄澄的金子归他掌管，却丢了“慎独”的雅念，动了贪心，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些金首饰便都成了刘某的私有财产。
    列位若不嫌聒噪，笔者再介绍刘某一两件生活小事：一日，谢飞偶尔向刘少奇提到：“我老家还有几个侄儿，父母都为革命牺牲了，现在生活十分困难，我们接济他们一下罢!”不料刘某听罢勃然大怒，厉声骂道：“那些是什么人，又不是你爹娘，你管他个屁!”直吓得谢飞再也不敢提及此事。
    又一日，正值隆冬腊月，天津一带已是滴水成冰。一位姓安的女同志来刘某家联系工作，临行，谢飞见她衣着单薄，便将自己新买的大衣借与她穿。刘某在旁一再以眼色拦阻，无奈谢飞却不解其意，待到安同志走后，刘某便对谢飞骂将起来：“你这个人哪，太笨了，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人家把你大衣穿走了，还能还你吗?看你咋办!看你咋办!”当晚，刘某余怒未消，一夜都未安睡，翌日早起嘴里还在嘟囔。第三天见大衣还没还来，怒骂又起，幸好此时柯庆施同志把大衣捎回，刘某才象卸了千斤重担一样放下了这份心。真是：
    众人面前，一表人材，三分小慷慨，装出俨然君子象。妻子身边，万分刻薄，十足老财迷，铸成整个铁公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冬去春回，却说天津自来是个繁华的城市，但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刘某不禁为之陶醉。一日仔细端详谢飞，觉得未免“寒碜”，连忙把她拉到劝业场去，精心挑拣一番，满戴进口胭脂口红、高跟皮鞋、时髦服饰而归，到得家中，便亲自指点谢飞打扮起来，直到能与隔壁赵姨太太媲美方才作罢。想当初刘某曾哀叹：“天津桥上无人识”，到如今他早被“海河堤畔香风软”吹得神魂颠倒，哪还有心思去搞革命。
    闲话休絮，话说刘少奇在天津领导白区工作时，手下最得力的人便是他的秘书，当今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分子林枫和林的老婆郭明秋。刘对郭明秋特别赞赏，常常夸奖她道：“政治上很开展，政策性很强，聪明，很有能力，很能起作用，对革命贡献很大。”甚至说她比林枫还强。刘某对柯庆施同志却看不上眼，这其中的缘故，便是柯庆施同志认为刘少奇在关键时刻总是右倾，曾在另一个同志面前批评说：“刘少奇是个老机会主义分子”。后来人家便给刘某起了个雅号叫“老机”。刘少奇闻知此情，不禁火冒三丈，立即写信给柯庆施同志，怪罪他败坏了刘某的声誉，蓄意打击刘某云云。别位若问：柯庆施同志所言是否有事实根据？请听我一一讲来：
    话说刘少奇来到天津，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解放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奔赴疆场，与日寇决一死战。万恶的蒋介石却顽固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反共政策，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却掉转枪口进攻解放区。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时间，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革命形势大好．面对这样的革命高潮，刘少奇却惊恐万分，深怕革命群众“越轨”。刚一上任，便在河北省委刊物《火线》上接连发表了七篇文章，推行他的右倾投降路线。
    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一文中又指出：“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这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民众抗日运动的正确方针，但刘少奇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取消工人运动，他在《论职工工会工作》一文中对工人运动挥舞三条大棒：
    第一：罢工如果没有把握胜利的，不要罢。
    第二：罢工如果要引起组织暴露的，不要罢。
    第三：罢工只能提当地的经济要求，不能提过高过左的政治要求，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更不能提拥护苏区和拥护红军。
    随后，刘少奇又在《论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一文中，极力鼓吹合法斗争，否定非法斗争。一言以蔽之，若依刘少奇指示而行，工人只有不罢工、不抗日、不革命为是。
    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是毛主席对农民斗争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引导。当时冀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但刘少奇却视如洪水猛兽，指责为“左倾冒险”。“一二．九”前夕，急忙抛出“三点指示”，要冀南特委选择执行：
    第一：插枪不干，
    第二：分期潜伏，
    第三：转移兵力到太行山。
    结果造成了冀南特委领导的思想混乱，认为插枪不干不是办法，到太行山去又脱离群众，只好选择“分期潜伏”的指示。结果是被敌人分别吃掉，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当时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孙元荣到冀南镇压革命后，得意地炫耀：“我这次可发财了，得钱二万，杀人八百。”此话正是刘少奇断送冀南农民运动罪行的旁证。
    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这是毛主席给学生运动指引的方向。一九三五年日本鬼子侵占热河，直指华北，蒋介石卖国求荣，“华北之大己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首先起来游行示威，反蒋抗日，与伪政、军、警、宪、特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这便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刘少奇看到学生起来，视为过火，极力想把学生运动拉向右转。便指示其亲信彭真，住到大汉奸张弼的家中，指挥学生运动。刘少奇亲自审批学生运动提出的政治口号，根本不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反共”等口号。却要学生搞合法斗争、走上层路线，拥护暗中勾通日本的宋哲元，又给南京国民党政府献旗献剑，真是一副奴颜媚骨，把抗日重任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致使学生运动背离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未能和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其用心何其毒也!有诗为证：
    “围剿”苏区蒋贼凶，侵吞华北倭寇狂。
    神州破碎国危亡，中流砥柱共产党。
    群众运动联工农，革命烽火接城乡。
    最恨刘修无气节，不是右倾即投降。
    就是这样一个刘修，彭真、薄一波之流竟屡次吹捧其为“白区工作的模范”，妄图抬高刘修的身价，与毛主席分庭抗礼，真是无耻之尤，令人不可容忍。至于刘某本人，更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惯于自吹自擂，丑闻极多。列位欲知刘某如何自吹自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贪功图位自谱赞歌　投敌叛党永留丑史

    却说刘少奇搞了一阵子北方局的工作，于是自命不凡，飘飘然起来，狂妄地说道：“以前我总感到自己没能力，现在我不但有能力管一个省，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真他妈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刘贼心中得意，脸露奸笑，大笔挥就书信一封，命人送交中央，竟敢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大肆诬蔑毛主席，为王明歌功颂德，抬高自己。叫嚷什么：“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左”的。十年来一贯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成了一种传统。刘贼狗胆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椐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全部胜利。”可是，刘贼却胡说什么“从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重要地位”。公开与毛主席分庭抗礼。
    刘贼反毛主席由来已久，早在三十年前就着手作篡党、篡国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他手下牢牢控制着两种干部，作为他的忠实爪牙和打手。其一是“一二．九”牌的，即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彭真、蒋南翔之流。其二便是臭名昭著的“监狱牌”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等。读者要问何谓“监狱牌”干部，这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当时蒋介石实行投降反共政策，把半壁河山拱手让人，而把大批共产党员逮捕入狱。我们共产党人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气概，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野兽面前，大义凛然，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而也有一小撮人，为保狗命，向敌人曲膝投降，成了不齿人类的狗粪堆。刘贼及其徒子徒孙正是这些无耻的败类。
    此时刘贼心腹薄一波正在北平狱中。刘修那厮暗叫不好：“眼看北平不保，我若失去薄儿，这黄粱梦可也，……这便如何是好?”只见他一拍狗头，“哎呀，有了!让他们自首出狱，岂不万事大吉。管他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心中既定，便作将起来：第一步，通过魏梦令和北平匪头目宋哲元密谈，献媚求饶。第二步，令孔祥祯、徐冰写信到狱中，让薄等自首投敌。第三步，刘亲自致书张闻天表明贼意。第四步，刘借张闻天用组织纪律压狱中众党员。真是个：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投降对我刁。
    且说薄贼等接到“圣旨”，对刘贼真是感恩不尽，视为再生父母。使尽叛徒伎俩，威胁利诱坚决反对投敌的刘格平等同志，嚷道：“你们懂吗?这是组织命令，只能执行不能讨论。你们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就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恬不知耻地说：“他妈的，谁怕上当就别干，没人我一个人干!”薄贼带头，一群鼠辈爬出了狗洞。这下子乐坏了南京蒋光头，自然是加官进禄，热闹一番，且按下不表。
    刘贼目的达到，指令他们改名换姓，塞进要害部门。并把他的“经验”大加推广，一时妖雾四起，山西、武汉、南京等地数百人集体变节。大叛徒，大野心家彭真为讨得主子欢心，竟出卖了我们的一个同志。看到此处，刘贼如此招降纳叛、破坏革命，真叫人恨得牙齿发响，当千刀万剐!
    此时，诸位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的“脑袋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的“名言”。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这个人来讲，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基本问题是一个想头‘一念之差’的距离，站过来，站过去，那并不是困难的”。真是妙语惊人。
    这帮“监狱”干部毕竟纸包不住火，在文化大革命中露出了狐狸尾巴。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刘贼在北方局干尽了罪恶勾当，搞了一支“御林军”，自以为实力雄厚，于一九三七年回延安参加党代表大会去了。这时他与彭贼策划了一个大阴谋，贪污了白区党的活动经费，真是：
    狐群狗党黑藤上，
    阴谋诡计密室中。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拋“修养”降敌罪难逃　刘“老机”胡作和平梦

    上回说到刘修这个野心家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又指使一批在监的干部自首出狱，相依为命，给自己将来篡党篡政做好准备。
    当时正是抗战的严重关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抗击着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他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是刘少奇却在一边暗自盘算：“战争这般可怕，吾辛辛苦苦积累得这伙干部，若有三长两短，岂不白费一番心血?他们死了事小，我的锦绣前程事大呀!”但刘某果然不愧是老奸巨滑，但见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先利用职权调心腹彭真至延安，把持中央党校大权。接着就又伙同彭真将这批娄罗调的调，留的留，都云集于延安党校集训，以保存实力，准备在全国解放之时，进行篡党篡政。
    安置已定，刘、彭等人自然十分高兴。但是到得一九四二年毛主席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他们又险些未能过关。原来，整风中自然要审查干部。此时刘某正于新四军中，惊悉此讯，少不得又有一番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因为那厮自己心中明白，这批叛徒出狱，是上欺中央，下瞒群众的。这次要是审将出来，非但叛徒们得清理出去，连他自己也要够呛。于是懊悔不已：“早知今日，当初不该把他们留在延安。”事到如今，只好连夜赶写密信，星夜差人亲自送至延安彭真处，彭真拆信一看：“英雄”所见略同。原来彭真那厮也是个十分老练的家伙，况且又是叛徒出身，这事他比刘某更加有切身的关系，所以在刘某来信之前，早已想好对策。他据自己在党校之权势，依张闻天为后盾，宣布这伙叛徒是“组织决定出狱的，已经有了结论了，这次不作为审干内容”等等。如此一番，他们又欺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混过关去。
    经过这次“审干”，他们委实冒出一身冷汗，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万全之计”。因此，刚一解放，刘少奇就把叛徒安子文安置在组织部长这等重要的职位上。他们把自己的档案借去，三年不还，把有关叛变的材料销毁。诸位若到北京图书馆借一九三六年的《华北日报》来看，便会发现报纸上有着大大小小的“天窗”，可别以为有缺德者把什么材料窃去。原来这也是彭真那伙把自己当年登的“反共启事”挖掉了。今人有对联嘲之曰：
    毁罪证，掩耳盗铃，想混过关。实在可笑可悲。
    斥叛徒，图穷匕见，看那里逃。今朝又揪又扫。
    当然，这个“又揪又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了。现在还得再说说这位“老机”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丑恶言行。
    话说当时情况非常艰苦，新四军广大战士在前方卧雪饮冰，浴血奋战，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历尽千辛万苦，英勇不怕牺牲，而刘少奇这厮却躲在后面每日大嚼老母鸡，东逃西窜，唯恐丢掉老命。后来这厮一想：“我本来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吃点小亏’，以便将来‘占大便宜’的，谁料到战争如此残酷，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连老本都赔掉了吗?”于是想方设法，于一九四二年底借故溜回了延安。
    一九四四年党中央准备召开“七大”，刘少奇也留在延安参加筹备工作。说起“七大”来，还有一桩与以后有关的旧事不得不提。
    原来这“七大”原准备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召开，后因抗战形势紧张而延期了。一九三七年四月，刘少奇正在河南确山，得知党中央准备在下半年召开“七大”，感到又是向上爬之良机，便放下工作不管，马上窜回延安。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甚矣。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一九三五年以后，更加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全面地、创造性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的威信空前提高。刘少奇对此万分惊恐，百般仇视。为了与毛主席分庭抗礼，按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党，以便实现这厮“刘克思”之野心，同时也为了赶在“七大”前捞得一点政治资本，于是闭门“修养”三月之久，抛将出《论修养》这一“名著”。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指出，要“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刘贼却反其道而行之，用“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方法炮制了这个宣扬“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大毒草，足以混账称之。
    《论修养》可以说是刘修最得意之代表作，也是那厮野心家丑恶灵魂的自我大暴露。刘修写《修养》时，也正是毛主席发表《反对投降活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之时，毛主席指出：“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但刘氏《修养》却连“抗日救国”民族战争”诸字眼都没有，却一味鼓吹封建“圣贤”之遗教，提倡脱离阶级斗争的修身养性之道。通篇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纯粹是欺人之谈。刘少奇对毛主席早已怀恨在心，这次当然不会放过攻击的机会，他含沙射影地攻击说：“有些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真是狂犬吠日，刘贼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后人评此书时做诗曰：
    唯心唯我《修养论》，成名得利保高升。
    帝、修、反贼充喉舌，封、资、修货集大成；
    夺权篡政黑纲领，叛徒走狗护身文。
    文化革命翻红浪，从根铲去不留情。
    一九四四年，刘某留在延安筹备七大。这时他和他的党羽利用整风审干的机会来排斥异己，网罗幕客，伪造历史，欺骗毛主席。经过华北、华中两个座谈会，靠其亲信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假惺惺地拥护毛主席，一方面别有用心地吹捧刘少奇。把这个“老机”说成是什么白区工作“策略”的典范，从而能与毛主席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使刘在“七大”中有了投机的更大本钱。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大在延安召开了，七大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大会，是全党达到空前团结的大会，是毛泽东思想取得伟大胜利的大会。
    在七大闭幕会上，毛主席号召：“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可是刘少奇却公开对抗这一最高指示，他对要回华北去的代表们说：“七大暂时不传达，当前主要以团结对敌为主，……不要引起路线斗争。”等等，企图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保护他那些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党羽。当时要有人提出传达七大，就被他们打成“左”倾冒险主义，打成王明路线，就要借反王明路线为名给予打击，以致在华北一直没有传达七大的精神。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八月底，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前途，肩负着五亿人民的希望，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率领周恩来等同志毅然飞渝，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暂由刘在延安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乘此机会把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人派到东北，而彭真在晋察冀地区书记的大印则交到罗瑞卿手中。彭一到东北，就伙同高岗、陈云、安子文等，大反林彪同志的正确路线，胡说什么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在东北不适用，等等，给东北工作一度造成不少损失。但由于林彪同志坚决抵制他的错误路线，坚持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才使东北的解放得以计日成功。
    但是，这个右倾成性的刘少奇，面对着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又竟然提出：“抗战已经结束，和平民主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和平民主时期不是靠枪杆子逞锋，而是靠选票进城”，于是就兴高采烈地准备参加伪“国大”，下令让各地区选代表去南京开会，去国民政府戴乌纱帽，当议员。由于毛主席及时纠正，才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帝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借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掩护，从各方面扶植，加强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密谋反共。蒋匪帮为要争取时间布置内战，也假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一月，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共同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毛主席早就看出了反动派的阴谋，当即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当采取同样的原则。”然而刘某却大唱反调，以为万事大吉了，所以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政协会议后，刘就作了一个指示，说什么“政协会付诸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阶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某对“调处”自然是十分重视的，他还亲自到军调部过问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在军调部他第一次见到了王光美，简直是物以类聚，这两人竟一见倾心，而刘某当然有点相见恨晚了。
    真是：地主遗少遇千金，未通言语臭先投。
    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豪门吸血虫!
    至于王光美过去的丑事，不在这里玷污笔墨。却说那军调部虽然是成立了，刘某是对它满怀希望。但我党对它从不抱任何幻想的。毛主席说过：“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对待美蒋反动派必须“针锋相对”。事实正是这样，军调部刚搞了半年，蒋介石就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接着，美国佬就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匪帮放手打内战。于是，我方在军调部的人员陆续撤至延安。为了雇用人员的安全，领导上也尽量动员他们去延安。但出乎意料之外，王光美竟然去了，很多人都觉得惊讶。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原来，那天和刘某人会面时，刘当即慨然授以“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锦囊妙计。而这次延安之行，不过是妙计中的第一着罢了。
    王到延安后，自有杨尚昆给她安插在中央外事组这样的机要部门工作，暂且不表。
    且说刘某自从到军调部见到王氏之后，竟然神魂颠倒，回到家来看看王前和她的两个小孩，更觉得不是滋味，于是更加打骂无常，逼得王前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第二次离了婚。这一切，王光美自然看在眼里，知道妙计中的第二着又顺利完成了，心中大喜，便加紧活动，又得安子文的大力协助，经常单独到刘家密谈。为了造成“舆论准备”，她对王前留下的两个小孩特别“关切”，为他们补衣做鞋，经常和他们一起厮混，建立“感情”，并且厚脸教小孩管她叫“妈”，虽然照理说她那时还只是个大姑娘。
    话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节节败退，于是改变方针，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当时指使胡宗南匪帮疯狂地向延安进攻。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决定党中央暂时撤离延安。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转战陕甘宁。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则进驻晋察冀地区，后来外事组也撤到晋绥地区。
    接着，在以杨尚昆、徐冰等为首的外事组内便展开了争取王光美入党的紧张活动。徐、杨到处游说，说：“王光美的历史、家庭我们都清楚，我们包了!你们只要看她的表现就可以发展。”其实就是她的表现也够呛。单凭她下乡搞土改时那身打扮，那双红鞋，那种作风，群众就通不过。无奈她有刘少奇在后边做主，有三叔徐冰在前边卖力，终于靠压力让她混进了党。
    王氏入党后，马上就和刘少奇结了婚，这自不消多说。至于王前，早被刘某忘得一干二净了，好像根本没有和她结过婚似的。而刘少奇娶得这样一位第六任夫人，才算是“心满意足”了。你看他得意洋洋地到处跟人说：“我娶了个大学生，学原子物理的，咳咳……。”当然也有些人看不惯，不免背后说他几句，他知道后勃然大怒道：“这有什么，我这是公开的，又没有偷偷摸摸……。”怪不得有人说，少奇“修养”功夫透，皮厚三尺不知丑。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话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靠着全党同志和全国军民的努力，取得了辉煌胜利。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意味着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已经来临。有诗为证：
    井冈星火驱云烟，万里长征史空前。
    辽沈大捷震中外，淮海决胜定坤干。
    百万雄师天堑过，四大匪族老巢颠。
    横扫西南如席卷，欣看中华换新天。
    在这个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忽然心事重重，惶惶不可终日，读者要知他想的什么，请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宁乡县保地富过关　天津城纵老板叛国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革命的进程一日千里。蒋家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方之欢欣鼓舞。一九四八年底，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伟大号召啊!北方解放区人民积极支持子弟兵，准备杀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方蒋管区人民更是日日夜夜盼望解放大军早日渡江，早日求得解放。但是，毛主席也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为此，他们“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果然这个老反革命刘少奇，又一次跳将出来，充当“内部反对派”的代表人物，面对着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诚惶诚恐地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而是怕太快了。太快了对我们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准备。”身为党的领导人之，却害怕蒋贼垮台太快，岂不奇怪乎?但仔细想来，刘少奇喊没有准备好却也有所“道理”。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其地主和资本家的三亲四族，生怕来不及打个招呼，来不及好生安排，让他们吃亏了，如何报得旧日之“恩”?真是：
    心连地富，最恨工农起，爱憎分明。道源资修，深怕革命快，利害相关。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全国军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迅速解放了全中国。刘少奇只好暗暗叫苦。他想：“我七哥作衡这个人，最孝顺父母，先父的遗业，都亏他一个人接了过来。但是，他也太狠了一些，得罪人太多了。都说他是‘害人害到底，杀人杀断头’。这个人也和我一样，是个老色鬼。他为了搞女人，还逼死几条人命。在这方面，我比他文明多了。”想到这里，他不禁自得地一笑，接着又捉摸：“这回他可过不了‘关’了。定成了恶霸地主可就苦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想我读书的时候，全依他供养，如今我飞黄腾达，岂能不拉他一把!”
    决心既定，刘少奇便使人专程去湖南，以高头大马，加上火车、汽车，将刘七载入京来，安排于高级招待所，逃避了斗争风暴。但见兄弟两人，出则同车，入则同宴，过尽豪华生活。临别之时，刘少奇还赠以人参、皮袍等贵重礼物，以壮行色，并且派一位连长护送这个地主直抵花明楼。真可谓关怀备至，风头出尽，孝悌有加，恩泽无穷了。
    但是，一波刚过，一波又起。一九五零年公布了土地法，全国即将开展全面的土改。他那群地富兄姐，顿时惶恐万分，立即写信向刘少奇求救。刘少奇早已胸有成竹，立即回信授以抗拒、逃避之法。大意如下：
    1．七哥罪恶多，“暂时不要收租放债了”。一一暂且忍耐，以吃小亏而笼络人心也。
    2．“土改是好事，尔等不要反对，小心谨慎为好”。一一硬抗是不行的，要狡猾一点，见风使舵。
    3．“七哥大概可以评作富农，所以土地和财产可以不动，不会受什么损失”。一一老七放心，刘某为你撑腰壮胆呢：
    4．至于其它四嫂、六姐之类嘛，都成不了地主，最多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可以大胆雇人种田。“雇请工人种地，这是可以的、合法的……这对穷人也有好处”，但是要小心，“要订好合同，按合同待遇工人”，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一一剥削有理是我刘某的理论，有理论根据，你们大可放心嘛!干吧，七哥六姐们!
    村里的地富得知有此信件，莫不欣喜若狂。刘作衡更是有恃无恐，挥舞着刘少奇的信和照片，披起刘少奇送给他的皮袍，对着贫下中农大放厥词，曰：“你们这般家伙当心，我上京走一转就要你们几个脑壳!刘主席说我家是富农，难道你们比他更懂政策?”但是，贫下中农是硬骨头，有毛主席的支持，他们还是斗争了这个恶霸地主。
    刘少奇见此计不行，生气之余又心生一计。他想：当今尚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家剥削有功嘛，于是暗暗出点子，鼓励刘作衡去当资本家，办钨矿、建窑厂，并写信给当时湖南省的王省长要好生给予帮助。刘作衡接信后喜出望外，赶忙拿了刘少奇亲笔信，四出活动，招摇撞骗，与另一个恶霸杨咏农合伙开钨矿，结果侵吞了省委批给的一笔预备金后就溜了；接着又开办砖厂，抽掉大量资金，席卷回乡。为此，长沙市几次传他到案，他却公然抗拒不到案，逍遥法外。这还不算，一九五二年他又一次去北京找刘少奇诉苦，刘少奇大为同情，临走时心怀鬼胎，给湖南省长写了一封亲笔信，实乃奇文一纸，兹录全文于下，以供赏鉴：
    王××同志：
    “我的七哥刘作衡由北京回家，路经长沙，请你接待数日，(按：是‘我’的七哥，你敢不招待吗?)他即自行回家。据他说(按：为什么不听听贫下中农意见呢?)乡下征粮有一些过重的，交不起，这恐不完全是地主的叫嚣，(按：真能‘将心比心。)有加以考虑之必要。又我六哥家中因无劳动力，他儿子出来参加工作十余年，不能顾家，现家中老小数口要吃，亦交不起粮，不知有无办法减少。(按：这封信本身不就是办法吗?)又我七哥有一个孙子，想到长沙学校读书，不知是否有免费的学校给他入学，(按：就他刘家特殊。)如有，望给以帮助，麻烦之处，望予原谅。(按：通篇都是地主的叫嚣!)
    此致
    刘少奇　十二月二十四日”
    这样照顾，那刘七还嫌不周详，一九五三年又仗刘某的淫威，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回去一部分财物。不久又找到省长，宣称土改后“生活奇苦”，无以“度过难关”，“要求给一碗饭吃”。于是这恶霸地主摇身一变，成为湖南省人委参事室的二十级秘书，十几年来什么事也不干，每月净拿人民币六十余元，并给他从事新的罪恶勾当大开方便之门。
    真是：忆往昔，作衡供作黄，发愤读书，投机苏联去，官居一品。
    看今朝，八蛋护老七，逃避改造，钻进机关来，混充干部。
    读者切不要以为刘少奇对七哥六姐那么好，仅仅是由于亲戚的缘故。其实，他对所有的地主富农都是那么关怀备至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刘少奇这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解放初期，我们刚刚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就连忙跳将出来为“民”请命，他叫道：“保护富农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土改后，地主三年就可以改变成份。”真是海外奇谈!
    当然，刘少奇也不仅只对地富特别是“偏爱”，对资本家也是万分关怀的。
    一九四九年，刘少奇作一篇《关于劳资及城市工作诸问题的报告》，立刻就暴露了其丑恶原形。刘曰：“资本家也是‘被剥削者’……在人格上，工人和资本家是平等的。”这还嫌不够劲，更进一步说：“资本家剥削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今天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资本家愈是扩大剥削愈有利，因为许多任务人将因此而解决失业问题；今天工人越是无人剥削，越是感到痛苦。”够了，这段话说得如此露骨，如此可耻，简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哪有一点点工人阶级感情?真亏他说得出口。刘少奇并不以此止步，还四处游说，为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喊大叫，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为资本涂脂抹粉。
    是年四月下旬，刘某以中央负责人身份，以救世主面孔去天津视察。天津有个“东亚企业公司”，经理是活阎王、大洋奴、反动资本家宋棐卿。宋棐卿曾留学西洋，回国后用西洋“文明”办法来办厂，手段更阴险、剥削更残酷。人们都称之曰“文明地狱”。但刘少奇一到天津就与之臭味相投，立刻亲自前往东亚“参观”。宋棐卿则趁机大捞政治资本，热情相待，请吃大宴，密室倾谈，勾勾搭搭，打得十分火热。广大工人实在看不过去了，提出强烈要求：要求接见。刘少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见了工人代表，接见时刘少奇大摆其臭官架子，连工人倒的水都不喝一口，却和宋菜卿坐在一条板凳上，让军代表站在他的身后。但见他双腿交叉，一手拿香烟，一手扶案，狂妄地说：“现在你们的地位提高了，要在过去，你们能见到我这样的人吗?我现在在中国不数一就数二。”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工人代表见了党的负责人自然感到无比亲切，免不了要控诉资本家的罪恶。但是刘少奇对此却不屑一听，当即打断工人代表的话，板起白脸耸起大蒜鼻子露出颗颗麻点，怒曰：“工人不要捣乱，资本家造不了反，工人还是得听公司的，你们应当相信宋经理能把工厂办好的。”当时军代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挺身而出，说：“工人说得有道理，我坚决支持。”这时刘少奇老羞成怒，当着资本家的面质问军代表：“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你还不行，在理论上，你要好好学习，在政策上，你得好好领会!”真是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刘少奇如此凶狠，冷淡以待工人，而资本家则亲热和善十分!在一次宴会上，宋棐卿装出一副十分可怜的样子向刘少奇叫“苦”。“我盖了这许多任务厂，养活了这许多任务人，如今却落个剥削的名声，我不承认。”刘少奇忙赔着笑脸解释道：“你宋先生，不明白这个词儿，‘剥削’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你认为这个词不好，可以换一下嘛。从现在来说，你剥削得越多越好。你现在一个东亚，一千个工人，将来十个东亚，剥削一万个工人，那就更好了。”那宋先生见刘某人如此宠爱，觉得可以无所不谈了，便给刘介绍了所谓管理的“经验”，大谈其剥削经，简直如数家珍。刘听罢大喜，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临走时，刘说：“你要好好干，幸福还刚刚开始，无论到什么时候，到共产主义也好，都有你的前途，该坐小汽车还坐小汽车……。”真是臭味相投，不分你我。但见宋某得意忘形，刘是春风满面；宋是相逢恨晚，刘是语短情长。两人依依惜别，最后还关照一声：“宋先生，可多来信，有困难我刘某人一定帮忙。”一经刘少奇大力提拔，宋平白窃得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财经委员等职务，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后来宋棐卿在刘少奇的庇护下，以出国买设备为名于一九五零年三月带了四百二十五亿元(旧人民币)的外汇以及大小家口去香港，从此叛国投敌，一去不复返了。
    刘某对一般资本家尚且如此温情，对王光美的父母兄弟等，自然更是无以复加了。试看王槐青这个吸饱人血，不学无术的老狗，竟然被安置在文史馆作了馆员，养以高官厚禄。到一九五六年一命呜呼后，发现他窝藏一支手枪，非但没有治罪，反而坚棺厚殓，葬于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墓侧。王光美亲自给立了个大碑，刘少奇给送了个特大号的花圈，志曰：“王槐青千古”。以共产党员而视资本家“千古”者，真乃是“千古”奇闻也。
    却看王光美之母董洁如，解放后还办了一个私立洁如托儿所，自任所长。对保育员剥削之甚，简直和解放前的包身工毫无两样。但这样的母夜叉居然也当了北京市政协委员。一九五九年干脆被接到中南海去养老，实属孝之甚也。
    至于王光美的哥哥大资本家王光英，更是“剥削有功”，戴上了天津市人民代表、河北省委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一长串头衔，并且三次出国访问，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这还不算，刘少奇甚至想把他拉入党内，据说是可以给资本家树立个“榜样”，为剥削者也可以入党的刘氏“理论”开一先例，以证明“时势造英雄”云云。真是：
    光美受宠，王八有幸；少奇得道，鸡犬升天。
    闲话少叙，却说一九五二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与饶漱石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参加。本来随行人员中没有王光美这个人。这可使刘少奇甚为不满，王光美更是撒娇，纠缠着一定要去。则何如?还是刘某“修养”高，想得妙法，居然使两人双双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来了一个：
    大计之将成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夫人其快来哉，那怕出了洋相，丢了慎独”。
    要知刘少奇用什么高着，请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拒批判周扬暗周旋　抗改造献珍忙献计

    却说为了王光美能去苏联蹓跶一趟，刘少奇竟然不顾“尊严”，玩了一套极不体面的把戏。代表团乍到苏联，刘某就装病不起，宛如活不下去，不日即将“驾崩”。这可急坏了大夫，为之周身诊视，里外无一弊病，只心脏跳得稍急一些。众人正无主意，那厮却反安慰医生：“不要那般着急，诊断无果，便电告北京，召光美前来伺候，或许不日则可痊愈。”听他这番心腹之言，众大夫暗自发笑，但是只好咬紧嘴唇，吞趣含笑。既知病之所在，心中如大石落地。说时迟，那时快，王氏乘杨尚昆专机抵莫。刘狗一见王屎(氏)，顿时眉开眼笑，哪里还有半分病情!
    放下上边丑事不表。且说苏共十九大。这次大会是由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主持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非常关心，寄予很大希望。是宴，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团敬酒时说：“祝贺中国将来超过苏联。”但刘少奇却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们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等到我们赶上你们，你们又前进了。”斯大林反驳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这些话足以显示斯大林同志之宽广胸怀。
    但是刘少奇考虑的却不是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以“功臣”自居，只想享乐一番。在苏联，刘少奇除了参加必要的会议以外，常常开着小汽车和王氏到处兜风，大肆享乐。
    刘回国后，正值一九五二年底，由于土改、镇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经济战线上进行所有制的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因而我党于一九五三年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要把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当时刘少奇正迷恋于富农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于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刘少奇自然也不例外。这时他的两员黑大将就“杀’将出来，其中一员乃哲学理论“权威”，当时的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杨献珍也；另一员则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祖师爷’、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周扬是也。
    先表周扬。这个周扬，老奸巨滑，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大资产阶级分子。
    在白区工作时，刘某就对《昭君出塞》啦、《红拂传》啦十分欣赏，工作之余，经常呼朋唤侣，前往观看。后来到了延安，却只有生气勃勃的文工团了，刘对此十分不满，认为都是“下里巴人”，但他也奈何不得，只得克制一些。周扬呢，是反鲁迅的于将，而对西洋的什么尼采啦，什么克鲁泡特金啦最为推崇。早就不放文工团在跟里。刚一解放，刘少奇就要解散文工团，美其名曰，不要误人青春。另一方面对一些旧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的旧艺人大加重用，大搞舞台艺术。这事周扬自然正中下怀，赶紧下达、布置。具有革命传统的文工团，就这样大批大批地被砍掉了。这群狗党以吃奶的力气鼓吹所谓古今中外之“名剧”“名曲”，吹捧名作家、名演女、名导演。全然脱离工农兵群众。这正是刘、周解放后第一次反革命大协作，两人都好生得意。
    话说到了一九五零年，大毒草《清宫秘史》出笼。江青同志看后，立即指出这部影片是宣传卖国主义的，必须批判。然而刘少奇看了却满面春风，不住地赞赏，说：“这是爱国主义的嘛!”当即指使胡乔木出面压制。但是，由于江青同志的坚决支持，一些“小人物”还是写了批判文章。这一下可惹怒了周扬这一伙。于是在一次旧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会上胡乔木仗势压人，说：“刘少奇说了，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所以不能批判!”这事件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胡乔木一听，着了慌，连忙向刘少奇求救。刘少奇果然老练，马上向周扬作了一条黑指示，说“中央负责同志也要看戏，既然看了，免不了要发表意见，意见一传出，就造成紧张，怎么办呢?我看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的意见，只要不是见诸正式文件的，都不要当成正式意见，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周扬一听，连连拍案叫妙!立刻在旧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言下之意，毛主席不过是发表了一条意见，可以不听嘛。由于刘少奇的支持，周扬的胆子就大了．于是就把那些在江青同志支持下写的批判文章一一收来，借口“措词激烈”，要修改修改，但是一收起来，就如石沉大海，不见天日。解放以来文艺界的第一次批判，就这样被刘少奇和周扬之流扼杀了。
    周扬的事这里先按下不表，我们再讲一讲学术“权威”杨献珍是如何为刘某效劳的。
    杨献珍作了一个大反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教学总结，直送苏共高级党校审阅，当时苏修哲学家格列则尔曼专门写了回信，大为赞扬，并恣意攻击毛泽东思想。刘某一九四八年就诬蔑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爬行的马列主义，一见此回信，如获至宝，立刻亲自批阅并推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以后，所谓毛泽东思想是“简单化”“庸俗化”的谬论就泛滥开了。
    然而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有不可动摇的威望。广大贫下中农积极要求走集体化的道路，于一九五五年走向高潮。这年已经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在这高潮前面，刘少奇心慌意乱，怨天尤人，不知所措。后来邓子恢提出要压缩二十万个农业合作社，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刘一听邓子恢说出了自己未能说的话，自然欣喜若狂，立刻予以批准。
    这一下，刚刚掀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又有被打下去的危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报告中，批评了象刘少奇那样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穷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接着，毛主席又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许多重要文章中加了按语。毛主席指出：“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举国上下，意气风发，斗志高昂。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大大加速。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幕了。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事先没有给毛主席看过，塞进了不少自己的私货。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中国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荒谬地说现在提出“阶级”两个字是“值得考虑的”。他在报告中大捧特捧赫秃子，说他是什么“杰出的马列主义者”，“他提出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他还对美帝寄予幻想，说什么“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步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最后，竟然与邓小平勾结起来，删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用心何其毒也。但是：
    东风万里扫残云，霹雳一声开新宇。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的报告。接着，又在三月十二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英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又说：“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这就一针见血地驳斥了刘氏谬论。
    尽管如此，刘少奇下甘心自己的失败。赶忙与王光美商量对策，考虑进退得失达三日三夜之久，终于想出一些自鸣得意的办法来。要知法从何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放鬼火“大右”掀黑浪　锦还乡“老修”拔红旗

    话说一九五七年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正好打中了刘某的修正主义要害。刘少奇为了抵制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苦思冥想，最后想起了六国时苏秦到处游说，纵横捭阖，捞了不少政治资本，自己也不妨一试，于是果然亲自出马，在这年四月到五月南奔北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转了一大圈．到处讲话，到处放毒。
    刘少奇煽阴风，点鬼火，不遗余力，可谓风尘仆仆。一到上海，便又作了总结性的概括，大谈“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改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又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总之可以高枕无忧了。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历史是无情的。随着刘少奇的讲话，伴着国际上反共的阴风，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乘我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但见：黑云突翻，妖风骤狂，鬼神登场，地富跳梁。
    刘少奇一看自己四出游说有了效果，社会动荡是自己篡党、篡政的大好时机快来了。因此更加积极行动。除了一般的煽动以外，刘某自然忘不了要找些“理论”根据的。正值五七年右派开始猖狂进攻之时，刘少奇刚刚周游回来，便召心腹杨献珍等密谈，刘说：“……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会钻空子，当他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就立刻跟上去，你钻了空子，搞这一样，我跟上去抢你这部分，也搞一样，他钻了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也跟上去搞他几十了了样。……”杨献珍听了当即拍手称妙，但又担心和一九五三年提“综合经济基础论”一样，遭到反对而不能成功。刘少奇立刻指示说，不要紧，现在局势动荡，非五三年可比。两人兴致勃起，愈说愈投机。但是，他们高兴得不免太早了。
    但见：春雷一声迷雾散，霞光万道红日升。
    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于是，全民奋起，痛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这场反右斗争。“一唱雄鸡天下白”。形势急转而猛进。刘少奇一看，大事不好，形势不妙，立即龟缩回去。他不愧多年“修养”，心想应当暂时吃些“小亏”，急忙摇身一变，装作也要反右的样子，再加上他的众党羽为他文过饰非，互相包庇，终于让他混过了这一关。
    经过反右斗争，全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大为高涨。毛主席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顿时举国上下，万众欢腾，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到处都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真是
    番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刘少奇对此当然是十分不舒服的，但迫于形势，不好发作。为了掩饰他在反右时的右派面目，这次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投机。
    你看他到江苏视察水稻时，对预定的高产指标一再不满，信口开河说可以产十万斤。而且到处宣扬“少种多收”，其余可以种花植树等等。后来，更伙同邓小平一伙，背着毛主席，搞高指标，瞎指挥，大刮五风。后来毛主席亲自给全国农村干部写了一封信才扭转了局势，引导广大人民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得我们的农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绩。刘少奇对此看在眼里，怕在心里。但为了掩饰自己忽右忽‘左’的错误，竟然发明一条“理论”，来为自己辩护，说什么“掌握党的政策就是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尽管刘少刘拼命装出极“左”的面目，但这厮反对毛主席，伺机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野心毕竟是按捺不住的。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了，刘少奇也出来“批判”几句，你道他是如何说的：“哎一一彭老总!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呢!”真是话短意深，一语道破了天机。却说他心里之话正是：你要篡党也不先和我商量商量，咱俩要合作搞买卖，我当老板你做掌柜，你就不致于落到这般田地了。这只不过正好证明，刘少奇的狼子野心更为大矣!称他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真是再合适不过!至于刘贼幕后为反攻倒算作准备而进行收集三面红旗的“缺点”和“错误”的罪恶勾当，下面再细说一二。
    话说到了一九六一年，国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国内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刘某此时亦不甘落后，打着“中央首长”的旗号，挂着“调查研究”的招牌，带着“高级参谋”王光美，赤膊上阵，又一次干起搜集黑材料，煽阴风、点鬼火的勾当。
    读者，你道他到那里去捣蛋呢?为这事他们夫妻俩也商量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到老家去。议论既定，夫妻两人便选择了吉日良辰，带着公安厅长，北京厨师，以及长沙的好水，洞庭的白米，……于四月二日动身了，一路之上，夫妻谈笑风生，兴致勃勃，不觉之间到达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你道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这天华大队来呢?原来这个天华大队是总支书记彭梅秀领导的湖南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刘某人就专为拔红旗而来的。他们夫妻两口在这里蹲了十八天的点，其中有两天到长沙，一天游天华山，切头去尾，实际上只有两个礼拜。刘少奇反革命立场鲜明，对事物的分析自必与众不同。贫下中农反映，成立人民公社后，如何有成绩。刘某听罢，双眉紧锁，一口咬定：“嗯，这是浮夸……，五风还未除根。”富农、富裕中农反映搞了公社，一年不如一年。刘某听罢，面有喜色：“嗯，言之有理，此人敢反映‘真实情况’。可谓物以类聚，一丘之貉!
    刘少奇就根据如此的“调查研究”就断定这面红旗是“假的”，是“吹”起来的。他闭眼不看事实，说什么大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夺”走了，彭梅秀是“木偶”，连不肯解散食堂也成了罪行之一。但见他：
    寻衅而来，管你什么红旗标兵、劳动模范。
    整垮就走，信他许多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梅秀倒也不软，她和贫下中农一起拿出事实来要和刘少奇争辩，没想到，这位堂堂主席把脸一板，竟骂梅秀是“娼妇”，这梅秀也不让人，回敬他一个“刘胡子”，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刘某在盛怒之下，立即下令将梅秀调离战斗多年的天华，用强硬的手段拔掉这一面红旗!梅秀在无可奈何之下，当时含着眼泪，告别了父老兄弟，离开了浸透自己血汗的美丽的田野。事隔一年，梅秀便为此事抑郁而死了。刘氏夫妻从天华出来，如脱弦之箭，直奔花明楼。这几天，刘家门庭的盛况自不必细表。单说那刘门王氏，这个二十年前的“交际花”，今天又把全身解数都使出来了。她虽然头一次到婆家，可是立刻就和诸地主婆打得火热。你看，她一会儿给三姑送去粮票、糖果，一会儿又给六婆送毡子、钞票；自然，还不能忘记给公公婆婆哭坟吊孝、植树培土。
    转眼间归期已到，不禁依依惜别。临走时，刘少奇惟恐干部贯彻他的意旨不力，便把干部召来，“训”了一顿话。他、先举了一些所谓“失败”的例子，接着慷慨激昂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道：“咳!想当初，秦始皇、隋炀帝就是修长城挖运河垮台的。现在呢，我们死的人比那时候还多!”说罢，把桌子使劲一拍，登时全场鸦雀无声，把他自己也给吓楞了四十多秒钟。然后又用比较缓和的口气说道：“五八年的大跃进可坑苦了贫下中农啊!别的不说，就拿这个食堂来说吧，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很大，很尖锐，一直是顶着牛的。群众就是用怠工来消极抵触我们。要记住呀!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不但你们这一辈要记住，而且要立个石碑，让子子孙孙牢记这个教训呀!”好家伙，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挑拨广大群众和我党的关系么?这不明明是叫人民永远记住三面红旗的“苦”么?
    就这样，他在湖南转了一遭，自己认为收集了不少“钢鞭材料”之后，遂于一九六二年初召开了一个七千人的五级干部会。在会上，他大放厥词，诋毁历次运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企图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同时，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胡说暂时出现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叫嚷要把三面红旗当作“历史教训”来总结，更可笑的，他说“跃进三年，今后调整可能要十年八年，这样不合算。”又说，“工业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就在这时，刘修还重新抛出他那臭名昭著的《论修养》。仅六二年九月后的十个月中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三万册，流毒中外，却恶狠狠地压制了光辉的《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同期仅出不到六万套。早在三年前，刘少奇就曾狂叫过：“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的个人崇拜……”这就是他“言行一致”地紧密配合苏修反华大合唱的又一“实干精神”。
    刘修的种种恶毒咒骂，我们从杜勒斯、赫秃及国内的地富反坏那里听到的难道还少吗?这不过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罢了。
    但是，乌鸦的翅膀再黑，也挡不住金色的太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到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已有很大的好转，国际威望也日益提高，许多国家要求和我们加强联系。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决定让刘少奇到东南亚一带访问，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
    欲知这俩厮出国又如何干尽丑事，且看下回，自有分晓。


第八回　交际花南洋出丑态　贵夫人桃园写歪经

    话说王光美得知一九六三年四月要让她随同刘少奇出国访问，而且还有一些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禁大喜。从一月份就开始筹工筹备，她本人也忙得不可开交。
    江青同志指出，作为“元首夫人”，穿得好一点是可以的，但不要太豪华了，至于项链之类，作为共产党员是不能戴的。王妖婆虽很不痛快，当面表示接受意见。但背地里仍然把资产阶级臭小姐的项链随身带着。好不容易准备停当。四月中旬，如期动身了。
    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千岛之国一一印尼。那天，但见雅加达大街上，立起了刘少奇、苏加诺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我国的爱国华侨见此好生纳闷，为什么不挂我们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画像?这次不是国访吗?这王氏算得老几，竟然……。苏加诺怎样想的，且不管他。唯独刘少奇，难道也这么糊涂?但是，当有人喊“刘××万岁”时，见到他那种洋洋得意，似乎当之无愧而目空一切的神情，人们就开始清醒些了。看来他并不糊涂，乃是正中其下怀呢!后来大家越来越觉得三个人的相片摆在一起倒是再合适也不过了。说到底，这三个人不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一根黑藤上的臭瓜嘛!难怪他们如此“亲热”。机门刚一打开，苏加诺早已在下边恭候着，刘某挥舞着礼帽，出了机舱，这一对“难兄难弟”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竟和刽子手苏哈托、反共老手纳苏蒂安握手致意，而不和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同志打一声招呼，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光美呢，自然更是丑态百出，和刘少奇一起，在资产阶级分子堆中，身着奇装异服，跳起扭摆舞，给中国人民丢尽了脸!
    他们的生活并不以此满足。还一起去看冒着浓烟的火山口，一起去风景秀丽的巴厘岛，一起参观兰花展览……。对了，在那里王光美还签名参加了“国际兰花协会”呢!国内的同志是不太清楚这个“协会”是什么性质的，其实也不难理解，不是还有什么“爱猫协会”、“爱狗协会”的吗?
    九天过去了，对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说来，是“幸福”的九天，而对于七亿伟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耻辱!这九天里，使刘少奇之流得到了很大满足。怪不得刘少奇那么推崇苏加诺，说他是“建筑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大桥的工程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说他“不仅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英雄，　而且是国际上反对殖民主义的伟大战士”。呸，最最肉麻的话全用上了!这还不够，刘少奇还吹捧苏加诺的“纳沙贡”，说什么“以纳沙贡为核心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团结正在日益加强。”呸，让刘少奇和他的“伟大朋友”一起见鬼去吧!这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反动谬论，它只能麻痹印尼人民的革命警惕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请看一九六五年九月的反动武装政变，使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人头落地。直至最近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以来，在印尼反动政府指挥下，数百名右派暴徒及武装军警连续包围、封锁了中国大使馆，对中国外交人员进行种种威胁，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严重侵犯中国外交人员人身自由。对此，印尼反动政府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在二十四日，悍然宣布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看，这就是刘少奇吹捧的“和平共处”，好一个“外交朋友”一以哈哈托一纳苏蒂安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的“丰功伟绩”!现在，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已将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刘少奇打翻在地，并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示威游行，向印尼反动派强烈抗议，讨还血债。群情激昂，无比愤慨，已是有目共睹，且不必细说。
    在“和平共处”方面，王光美也不比刘少奇落后。你看她拉着特务头子日惹苏丹和警察总督在一起照相，还说：“有你们两位在，我们就保险了。”王光美是哪个阶级的人，不是很清楚了吗?
    却说他们在东南亚转了一圈回来，是五月时光，正赶上毛主席亲自发动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主持制定了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猛烈的冲击。这个反毛泽东思想成性的刘少奇，预感到了这个文件的威力，他知道四清运动将推翻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企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他摇摇欲坠的宝座，密令彭真瞒着毛主席，伙同其它党羽，搞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后十条”，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并指使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纠结了林铁等黑帮头目不遗余力地推行刘氏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准备通过这一“蹲点”，搞出一篇有“指导性”的经验总结来，妄图将全国的四清运动纳入刘修的轨道。
    话说刘某如意算盘既经打定，那王光美便做了两身粗布农服，罩在外边，更早有勤杂人员给她准备好行装，里面装的有柬埔寨的枕头，缅甸的香水，印度的防晒膏，美帝的订书机，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苏修的照相机，坦桑尼亚的日历……。一到桃园，满嘴就是“少奇讲的……”，“少奇同志要我转达一句话……”，“少奇很关心……”，“我向少奇汇报过……”。因此，工作不久，她的身份早就尽人皆知了。而她自己也就毫不隐讳，以致有些老太太管她叫“皇宫娘娘”，她也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了。所以当时有个童谣：
    王光美，搞四清，电话直通北京城，指手划脚背“圣经”。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却说王氏由林铁亲自陪同，到得桃园大队。自称是河北省公安厅秘书董朴。但是她戴着一个面部覆盖率达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大口罩，背了一个书包，下得汽车，先向看热闹的社员微笑示意。只是口罩太大了，面部表情根本就看不着。接着，她把手插进书包里面，抓出一把一把的糖果塞给围过来看小汽车的孩子们。看来这个法子也是“少奇讲的”，先吃点小亏嘛!所以后来又有个童谣道：
    王光美，真不赖，饼干糖果随身带，小恩小惠好买卖。
    随行者有一科长，专为侍候夫人而来，那位科长可真一点“架子”都没有，你看，她干的活是打水、扫地、生炉子、沏茶、铺床迭被，以至洗衣刷鞋……。甚至夫人晚上起来更衣，手电不慎掉在厕所地上，也是这位科长专程去检的。这三个人住在一起，关系倒很“融洽”。何以见得?但见这三人形影不离。每有出门，走在前边的是背着照相机的处长，走在中间的是挎着半导体收音机的董朴，走在后头的是提着专用茶具，碗筷及其它日用杂品的科长。自然，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队形。遇有下雪天气，就不同了。处长拿着大帚把在前边扫雪，虽是严寒天气，亦且挥汗如雨，科长在后边紧紧挽着夫人，那个小心谨慎的样子就象端了盆开水似的。难怪又有一首童谣唱道：
    王光美，同咱住，独门独户在东屋，出门还带俩秘书。
    刚刚说到，出门时科长在后边提着碗筷，你道为什么?原来夫人吃派饭有很多规矩。如孩子多的不派，有病的不派，家里不卫生的不派……，这还不够，还一律自带碗筷。自带的还嫌不保险，饭前还要用专程由北京送来的酒精消毒一遍。有时酒精用完了，暂时供不上，夫人也有办法。先用米汤来冲洗自己的碗。然后盛上一碗饭，再把这碗饭倒入别的碗里，这样“消毒”过程才算完毕。虽然吃饭前“手续”那么麻烦，可是她根本吃不了多少，社员们说：“老董就吃猫食那么点东西!还半天吃不下去。”好心的社员还怕她饿坏了身体，但后来发觉她的身体一直是那么胖，开始感到很奇怪，后来渐渐也就明白了。原来，高贵的夫人晚上还能享受一顿天津“吉士林”的高级点心呢!难怪又出现一首童谣：
    王光美，同咱吃，一餐顶多一两四，自己洗碗洗筷子。
    读者一定会奇怪，光美连擦脸都要别人递手巾，会“自己洗碗洗筷子”吗?这里大有奥妙。
    参加过四清的同志一定会知道，吃完派饭后，我们都主动争着去洗碗。但是贫下中农社员同志总是不让我们洗，要留我们坐下多聊一会儿。唯独王氏吃过派饭后，既不替人家洗碗，自己的专用碗筷也不让社员替她洗。因为社员的手“脏”，洗碗水也“脏”，是碰不得她的高贵的餐具的。其实拿回去后，也不用她自己动手，这种“杂活”，自有那科长承担。小孩子们不了解情况，所以说她“自己洗”，其实是误会了。但是这样同吃法，照起象来还是十分“感人”的。
    提起照相，桃园没有人不知道“老董”是个照相迷。她平常根本不下地劳动，要去也得挑开会前，下班前去干个十几分钟，人家说她这是“双前牌”的劳动法。就是这种劳动，也是在照相机的镜头“监视”下进行的。快门闪过后，早有处长给她递上擦汗的毛巾，科长给递上不凉不热西湖龙井。唯独“三八”妇女节那天，为了“动员”妇女出勤，她“劳动”了整整一百二十分钟。不过那天是过节，当然得打扮打扮啦，好有个节日的气氛嘛!但见她紧身的小棉袄一穿，白手套一带，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出门直奔村头来。在那里，看见社员在搭白薯炕，于是从科长手里接过铁锨，浅浅地拉两下，照了一张相，铁锨还给科长拿着，便又向西走去，走得两百来步，碰见有掏火洞子的，又拿过铁锨，拉三下，照了一张相，便往正南走；眼前到得扬水站工地，科长和处长双双给她搀上了脚手架，但见她战战兢兢地拿起瓦刀摆乎两下，又照了一张相，处长和科长把她从脚手架上抱了下来，一行三人再到得村北，那里妇女组正在打草帘子，她连忙把大口罩掏出来戴上，也蹲在女社员的旁边比划着，照相机快门一响，就完事大吉。所以当时又有一首童谣唱道：
    王光美，同劳动，手套口罩一起用，比比划划五分钟。
    闲话休提，言归正事。前边已经说过王氏来到桃园，绝不是单纯为了出点“洋相”，而是有其政治企图的。但是为什么她偏偏要选中桃园呢?有人说，是因为离北戴河近，王氏“公余之暇”，可以经常到那里散散心，吃顿好饭。这当然是理由之一，但是更重要原因却是：
    自是故人早有约，似曾相识燕归来。
    原来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在桃园扎上了一条“根子”了。要知细情，且容下回叙述。


第九回　刘关王桃园三结义　整烂摊董朴二进村

    上回提到王光美如何偏偏选中桃园来蹲点这个问题。原来刘少奇在桃园早就扎了一个“根子”，名唤关景东，可以称得上是一条老“根子”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八年，关景东是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种得有六亩试验田，其中有三亩谷子，三亩多穗高粱。在黑帮分子林铁的怂恿下，他吹了一口大气，信口开河，说谷子每亩打四千斤，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其实谁也明白，这个高指标超出正常产量十倍以上，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指出过不要搞浮夸，要实事求是，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而刘少奇对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却兴致盎然，觉得是难得的扒手材料。恰逢刘氏一家正在北戴河休养。于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刘某人兴致勃勃，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驱车去桃园拜访这位“浮夸英雄”。果然不失所望，两个投机分子谈得异常融洽。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谈到“投机”话更多。
    刘修见过景东后，十分高兴，马上电告邓小平、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等亲信，约好秋后去“验收”。果然，在粮食下场之后、入仓之前，这一伙真个来“视察”了。关景东一见来头不小，但实产仅仅只有“估产指标”的十分之一，心里未免发虚。但大话已经说出，只好破罐破摔了。经过一番布置。在粮食过秤正当紧张的时候，关景东趁人声喧嚷之际，将电闸拉开，顿时全场一片漆黑，说时迟、那时快，各队立刻将别处的粮食运到场上过秤，又组织一支巡回队，将过秤的粮食抬出场外，绕村一周后，又抬回来过秤。此计果然成功，刘修等一伙也装着不知其中“奥妙”，反而对关景东更加赏识了。并且一时高兴，马上宣布全家入社，慷国家之慨，送给东方红社种猪、种兔若干，外加苏制电影机一部。王光美见刘夫子如此器重老关，就知道这准是个“好”伙计，遂掏出小本本一册，记关景东名字于其上。事隔一天，王光美又挎了个照相机，再找关景东，拉他的闺女一起照了象，临走时更赠以高级香烟，并且别有用心地说：“抽吧，这是少奇给的香烟。”这一阵迷魂汤可把一个关景东灌得晕头转向，简直不知祖宗姓氏了。更有意料之外的，过不几天，王光美又一次光，临关景东家，再赠以糖果、饼干、点心。临走时给他留下北京的地址，相约后会有期。正是：
    三顾茅庐修贼计，两厢情愿鬼蛇谋。
    那关景东自然也会顺杆爬，于是待到刘某一家从北戴河回京后，关某也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上京晋见刘氏夫妇。宾主相见，格外热情。家常便饭、浓茶淡酒，自不必说。两人促膝谈心，俨然是拜把兄弟。
    现在读者就明白了，既然刘家有这么一个把兄弟、老“根子”在桃园，那王氏去桃园蹲点是必然的了。
    再说王氏带着“少奇指示”和“后十条”(草案)等黑货，率领工作队进得村来，却不发动广大群众，而大闹什么“扎根串连”，象搞特务活动似的，弄得神乎其神，运动一片冷冷清清。他们为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大整社员群众，基层干部。这自有王氏在《桃园经》中不打自招的口供为证。她自称整群众“形式多样”。“这些形式包括党、团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分别召开的青年、妇女、民兵、社员小组会等，各阶级、各组织的群众，都有机会洗个好澡。(按：除了地、富、反，坏、右都有挨整的“权利”。) 可以在小组会上说，也可以找贫协代表个别说。(按：爱怎么整就怎么整!) 这样，那些不爱讲话的社员，嫌害羞的新媳妇也都洗了个痛快澡。(按：老实人也得整个痛快!)。”难怪社员说：“工作队还没有走，咱就穿上小鞋了，往后可昨办?”　就在这一片整社员的逆流中，王光美保着她的把兄弟关景东过了关，而且还加官进爵。有诗为证：
    不同阶级异心肝，对我刁钻对敌宽。
    洗澡下楼呼声急，偷运狐狸过大关。
    原来关景东自从和刘某攀上之后，回到村来就自认为是通天的人物了，狐假狗威、无恶不作。据社员揭发的不完全统计，他自五八年以来，殴打过社员十多人，贪污粮食七百余斤，现款近七百元，还有侵吞耕地、投机倒把、抽头聚赌等严重违法活动，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广大社员群众奋起反对，到王氏进村时已经成了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王氏一见把兄弟落了这么个样子，自然心中很不痛快，早就有意要拉他一把。开始，关景东见工作队一进村刚刚十来天，就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干部都在“楼上”蹲着，而那个老是带着大口罩的女工作队长也不知有多大的来头，心里自然很紧张。正在这个时候，那位董朴及时“接见”了他。但见她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仍然带着大口罩，但想象得到必然是面带笑容的。心中不免放宽了一些。接着，那位董大人竟然和他聊起家常来了，而且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得那么仔细，甚至连他家的炕桌是怎么个样子的都知道。这又把老关吓了一大跳：“大事不好，这定是个老公安人员，来了十来天就把我的老底全掌握了，我这下完了。”登吋脸色发白、目瞪口呆。董大人没料到这位兄弟原来也那么草包，马上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大信封故意在关的面前晃来晃去。但见信封上写的是毛笔字，落款赫然是“北京市府右街×号刘”!这时老关想起他到北京刘府的光景，心中就有几分明白了。接着王光美又取下那大口罩和头巾。哈，果然是她!顿时心花怒放，心想，熟人来了，不用怕了，这个“关”好过啦!
    他老婆原先看到工作队长要审他，急得直冒汗。但却见他笑逐颜开地回转家门，倒好生纳闷。赶快问他是咋回事。他搪塞说：“你等着瞧吧。”
    隔了两天，那董大人再一次“接见”了关景东，这回更亲热了。关一进来，董大人早在门口恭候，迎着关道：“进来!进来!你坐嘛，不要害怕。”接着，亲手给关倒了碗水，安慰他说：“怎么样?害怕吗?”关答：“前些时候不好受。那天见了您以后，就不那么紧张了。”王光美见这个老弟有点“出息”，便鼓励他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啥说啥，好好交代，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一切由我负责，我虽是工作队副队长，但正队长也得听我的。你过去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很信任你，你也得信任我。”老关听罢，乘机诉“苦”。说：“自从那年到您家去过，那伙人就说找拍刘主席的马屁，说我偷了队里的花生和苞米给刘主席送人情，因此他们就打击我，把我的队长也给撤了。……”王氏接着说：“这个我知道了。他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刘主席，我非得好好整整他们不可。景东啊，你可别跟他们跑啊!吴臣和你是个对头，你赶快下楼，下了楼你就揭他！
    经过一席长谈，关景东果然思想上“豁然开朗”，从此就被工作队捧为标兵，令他在三干会上作典型发言。王光美亲自出马，先后六次找他密谈，帮他修改讲稿，推敲辞令。最后，王光美终于赤膊上阵，与老关唱一出双簧好戏。她先和关景东秘密商定，着他装出一副老实相，卖掉几件贪污得来的浮财，不疼不痒地提前退赔，先吃点小亏。王氏接着出面为之大作文章，亲自主持个大会，当众吹捧，说：“关景东退赔积极，我们还没有号召退赔，他就主动退赔了。态度很好，对错误有认识，是个很好的干部。”云云。接着就连推带拉，根本不听工作队员的意见，违反广大社员的心愿，把关景东捧上了大队长的宝座。
    诸位读者，你道王氏对关某是如此“教育”，对其它干部又怎样呢?她根本不叫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老三篇”，却大量灌输刘氏的市侩哲学，叫大家讨论什么：“占小便宜吃大亏好呢?还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好?”在她的“教导”下，有一四不清干部在下楼时大讲自己思想转变的“体会”，说：“贪污了一点，我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得更多。这回我退赔了三十元，可人家退得更多。结果我分了一百元。”这样一个例子，王氏却认为是一个大大的成功，不惜在《桃届经》里大肆宣扬。奇怪吗?不奇怪。她进村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个。工作队一进村，她就根据“少奇指示”订了一个计划，顶定四清后期要每户分到六十到七十元的钱、六十到七十斤粮的“四清果实”，达不到就是四清不彻底。并且还落实到大队干部、小队干部、支书、队长、会计……各人挤出多少“四不清”来，名曰“估产”，并要求“丰收”。工作队只得按其臆造的“估产指标”设法“兑现”，否则就是思想“右倾”，顷刻间就会大祸临头。所以工作队只好大搞逼、供、信，忠实执行她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更可恨的是，区区王氏在桃园蹲了几个月的点，竟然还斗胆为自己树碑立志，大搞纪念。原来王氏将要出村时，亲自督工，在村头修了座纪念碑。但见那碑高六尺，下面还有三级台座，好不威武。正面写得四个魏碑体的大字“永不忘记”。妄图要大家永不忘记王氏的“功劳”和“成绩”。这还不够，在她暗示下，自有她的得力的“根子”将她住过的房子贴上“光美故居”的标签，挂以巨幅说明书，引得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远道而来，参观“学习”，拍照留念，以致谬种流传，实属可恨。
    但是，大概正如她的刘夫子所说的“你越想贪便宜，就越得不到便宜”罢。王光美老想捞“成绩”，客观事实总是无情地嘲笑她．她的心爱的“根子”中，现在已经揭发出至少有五人有严重问题，有的还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生产方面，虽然她依仗权势，不惜大慷国家之慨，花了七万多元给桃园送了一个“四清扬水站”，但是桃园的生产还是一年不如一年，六四年生产较六三年大幅度下降，六五年又不如六四年，六六年又不如六五年，直弄到六六年的工分值只有六四年的一半。难怪又有一首童谣唱道：
    王光美，来蹲点，生产面貌大改变，今年又比去年减。
    由于工作搞得实在太糟，以致六四年四月，王氏出村后，不得不留下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为巩固组。但是，她出村还 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王氏已把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抛出，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批发到全国各地。这个王氏听说后院着火，急得她马上偷偷地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
    这次回村，王光美情知不妙。因为办了那么多缺德的事，贫下中农饶不了她。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枝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夫人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光美故居”。这一下，她干脆连装模作样的三同也不要了，但见前门有哨、后门有岗。凡人百姓不得入内，只让关景东等“根子”自由出入，密商对策。可以想见，这样搞法，只能如群众顺口溜所说的那样；
    娘娘搞“四清”，越搞越不清。
    无奈，“娘娘”不能长期蹲点，只得再次留下强有力的“巩固组”。直到六六年九月份，王氏大扒手被清华大学的革命小将打翻在地，那王氏“巩固组”在村里站不住脚了，才被贫下中农轰跑了。后人有“咏桃园经”一首云：
    藏污纳垢“新”班子，形左实右老药膏，
    却吹桃园经验“好”，纸船明烛照天烧。
    诸位读者，你们想要知道王氏在整个四清过程中是怎样翻过一次毛选，又怎样引用过一次毛主席的话吗?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紧灭火刘邓惧燎原　镇革命王婆到清华

    话说王氏刚才竟然狗胆贬低毛泽东思想，却又说自己在桃园也翻过一次毛选，引用过一次毛主席的话。其实是：
    信口雌黄不自量，疯犬吠日枉自狂。
    原来，有一次为了决定一个社员的成分，需要知道长春是何时解放的，王氏才翻毛选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的注解看看，而关于所谓引过毛主席的话这回事，就更可恨了。读者都知道，《九评》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的，在那里，毛拦席提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事隔不过三个月，王光美回桃园搞二次四清时在一次会议上竟敢胡说八道，说：“毛主席提出接班人五个条件，敢于斗争是第一条。”无疑此乃是大黑话。不仅毛主席提出的第一条不是这个，五条里面也没有这一条。有头脑的人，也自必懂得，根本就没有超阶级的“敢于斗争”。她所说的“敢于斗争”，实际上是号召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随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挥棒转，“敢于”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罢了。
    远的不必说，王光美这次桃园之行，本身就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猖狂进攻。毛主席刚刚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上指出：“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刘少奇立即派王光美去桃园，反其道而行之，纠集了一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打击了广大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基层干部，却把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过关。通过这次“蹲点”，王光美便按既定计划精心总结了一份长达十万余字的所谓《桃园四清经验》。刘某得此，如获至宝，唯恐其不够修，唯恐其不够毒，亲自动手修改，批发到全国，企图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大大小小的桃园。
    不过事情也不太理想，手下人反映，王氏的“桃园经”写得又长又臭，念一遍得六、七个小时，人家都不爱听，王氏得知此情，不禁象个泄了气的皮球，感到无限的委屈。刘某人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他的路线就贯彻不下去了，自然心中也十分不是滋味，却安慰着说：“没关系，这叫做‘行拂乱其所为’，你要‘动心忍性’呀！”没想到王氏一听此言更加伤心起来，抽泣着说：“你不知道，我都四十岁了，‘四十而不惑’，可那些人还说我妖言惑众！ 呜呜……”。刘某见她哭得如此伤心，又如此恳切，于是一狠心，说道：“也罢，我这儿的工作不管了，我陪你到全国各地走一遭，让你亲自去讲，这准会有人听的，有我在，他们也就会相信的。”王氏听罢果然破涕为笑。于是这两人就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广西等地转了一大圈，大量兜售其形“左”实右的黑货，给全国的四清工作造成一时的思想混乱。可恨的是：
    夫唱妇随，蹲桃园六月，精心总结修文十万宇，
    北走南奔，捧歪经一本，妄图流毒中华百二州。
    周游一圈回来以后，刘少奇颇为得意。暗自思量：“为了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我花了多少心血，真够‘忍辱负重’的了。”此话果然不假，刘少奇确曾以最顽固的剥削阶级立场、最阴险的两面派手法进行过一系列准备。读者如想了解其中底细，还得从早一些的时候说起。
    话说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揪出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罢了他们的官以后，刘少奇早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当时他心里想：你彭老总自己搞砸了不要紧，你现在这么一搞，我以后再要搞也就困难多了。”所以庐山会议开过以后，他一直郁郁不乐。后来王光美提醒他一句：“你不是常对我说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行拂乱其所为。现在他们搞出了漏子，正是吸取经验教训的好机会，也算是你的一次实验嘛!”刘听罢，才转忧为喜。于是会同邓小平，召集手下四大金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共同吸取彭黄张周的教训，密议复辟大计。决定由杨尚昆加强特务工作，专门盗窃档案材料，偷听毛主席讲话，由罗瑞卿在军队中大搞以军事冲击政治，使军队便于控制，更要进一步和林彪同志争夺军权；由陆定一牢牢掌握中宣部和文化部，要限制毛选出版，要大量发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作品，以大造复辟的舆论准备；由彭真作邓小平的助手，实际上行使副总书记之权，并要将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试点，把持着《前线》、《北京日报》作为复辟的喉舌，进攻的急先锋。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来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果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三家村”、“四家店”就从各个方面开展了攻势，在陆定一，周扬指挥下，文艺界首刮黑风，在彭真的支持下，“三家村”的急先锋吴晗一马当先，破门而出，发表了两株大毒草；《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为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接着，“三家村”也兴高采烈地开张了。霎时间，什么“有鬼无害论”、什么“中间人物论”、什么“时代精神汇合论”、什么“清官有益论”等等货色充斥文艺论坛，更配合着哲学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上、政治上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歪风。一时阵阵恶浪、股股妖风，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是刘少奇利令智昏，竟然在一九六三年狂妄地叫嚣：“如果中国党内发生了赫鲁晓夫的政变，……即使多数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少数服从多数。”真是凶相毕露，野心跃然。紧接着就是前面说过的，派王光美去“桃园”取经，并亲自支持她到全国各地去推销。
    但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又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亲自制定了《二十三条》，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使我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得以健康地进行。
    同年四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会议，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末日到来了!毛主席明确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这个精神，在江青等同志的主持组织下，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吹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在刘少奇的怂恿指使之下，彭真抛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纲领“二月提纲”，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已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五月十六日通知”。九天后，北大聂元梓等同志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把北大“搅得周天寒彻”。李雪峰、郭影秋、蒋南翔等人深怕革命烈火愈烧愈大，急急忙忙赶到北大现场进行灭火，大肆挥舞“内外有别’、“党纪国法”等棍子，并建议聂元梓把大字报撕下去或用别的大字报盖将起来。
    但是，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以后，立即给予最大的支持，赞扬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让康生同志马上广播，立即见报。于是，六月一日晚，震撼全国的消息传出去了。
    却说当下，刘少奇为大字报事正闷闷不乐，在客厅里听着广播消遣，闻此消息已报导出来，异甚，即时打电话给广播电台，想狠狠地斥责一番他们为何竟如此放肆，泄露了天机。但闻接电话者回他，是毛主席让广播的。刘少奇顿时冒了一身冷汗。瘫倒在沙发上。王光美见状大惊，因为他颓丧之甚，乃是婚后二十余年所未见过的，连忙上前相慰。刘某叹道：“彭罗陆杨已经露了马脚，原先指望还能象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那样，我再来个金蝉蜕壳，舍车保帅，推个一千二净，再另行招降纳叛，等待东山再起。实没想到这次聂元梓大宇报从下面揭起，矛盾直向上指，要追根到底，势必有连锁反应，到头来四面楚歌，我这个老底就玄了。刚刚派得蒋南翔等人去灭火，又让毛主席识破了我的诡计，这回无路可逃也!”王氏连忙献计道：“事到而今，只有小平能和你同舟共济了，何不找他商量去。”一语提醒老刘，于是连忙整衣，到得邓府。邓某此时亦正愁眉不展，但到底比刘某镇静一些，乃附耳献计道：“不妨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连忙向北大派入工作组，马上控制局势，名为斗争黑帮，实则掐断大路，然后再慢慢分区扑灭之。”刘某连声称妙，说道；“对，派工作组还可以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下边谁敢不听?上面陈伯达、康生等只要我们哥俩同心合力，他们拦也拦不住。”邓又得意地说：“别的单位盖子如果揭开了，群众出于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自必也要求派工作组，那就愿者上钩吧。到时候，这个工作组就不由你不要了。”计议既定，刘某自回家中，将此计告知王氏．王氏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沉吟片刻，乃自报奋勇道：“要派工作组，我还可以亲自出马，就凭我‘桃园’这一套手法，再总结一套经验来，你给我一推广，局势就可以大变了。”
    但见从六月初开始，刘邓向各校陆续派出了镇压革命的工作组。这里不表别处，单表一表清华大学的两条路线斗争．
    却说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乃是刘门大将之一，蒋南翔是也。早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他就紧跟彭真，十几年来在清华大学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与彭真、邓拓之间的瓜葛，早已被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揪住。于是六月九日到十一日，三天之内，五百多人的庞大工作组就进入了清华园。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应群众的要求来的，是斗争黑帮来的，并且一进校就夺了校党委的权，机械地宣布党总支副书记以上的都是黑帮，党支部副书记以上的都是黑帮爪牙。全部置之于“楼上”，令他们猛学《修养》，闭门思过，却不准他们接触革命群众，参加斗争。
    由于他们进校时打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旗号，人们自必敲锣打鼓，欢迎他们。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很多疑问：黑帮可以按职位分吗?纵使可以按职位分，全校“黑帮”也不过一百五十名，“爪牙”也就是四百多，但工作组员却多达五百余名，他们要一个对付一个吗?那我们群众干什么事呢?如果不是，他们来那么些人又是对付谁的呢?再说，为什么群众想斗黑帮那么困难呀?那几个大头头，在市内开会的开会，在香山休养的休养，只有一个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校，可是警卫森严，无从接近，唯恐群众动他一根毫毛；说的是在写检查，却是按时上下班，一天八小时坐软沙发，连去锅炉房打开水还有专人代劳，简直是养尊处优。而群众呢，一天三个单位时间开会，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今天不知明天干什么，连看大字报的时间都没有，工作组说的话又容不得半点异议，叫人不知如何战斗。霎时间，清华园内已经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又被压下去了。文化革命向何处去?但见：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这些问题，早被革命小将看在眼里。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蒯大富同志首先开路，很早就在大字报上提出：“过去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我们每一个单命左派都必须考虑，这个权代不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麦则再夺权。”这段话象一把匕首，狠狠地刺中了工作组的要害。
    却说清华，北大，历来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也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工作组在这里能否站得住脚，关系刘邓反动路线在全国的命运。今见清华告急，刘少奇不免坐卧不安，虽有女儿刘涛在清华，但此人威信不高，水平有限，尚不能左右清华局势。在此危急关头，少不免还得王氏出场。于是在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就偷偷地混进清华园，成为工作组的一名从不露面的，神秘的“普通组员”了。这位“普通组员”一入清华便着实一鸣惊人，炮制了“电话事件”，开拓了血腥的“反蒯斗争”。要知详细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王扒手滚出清华园　刘老修终成瓮中鳖

    上回说到，王扒手钻进清华园，制造了“电话事件”，企图把革命群众对工作组的意见骗到手。不料，被蒯大富等人识破了王扒手的阴谋诡计，于六月二十三日贴出了哄动全校的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象在油锅里倒了冷水，一下子就炸开了锅。革命群众群情激愤，纷纷贴出大字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邓黑司令部，抓住了刘邓伸进清华的黑手。王扒手心慌意乱，连夜布置，企图把革命小将一网打尽。正是：
    布下陷阱擒猛虎，暗设罗网害英雄。
    安排既定，只等第二天听取捷报。无奈六月二十四日这天早上，老蒯发现要和他“辩论”的人特别多，不会没有来头，也就将计就计，贴出个大海报，说今天晚上要辩论“电话事件”，请大家参加，并特别指名要张茜薇和工作组组长必到。
    海报既出，局势便不由得工作组控制了。因为广大革命师生对工作组早有不满，晚饭刚过，大家便云集礼堂，工作组手下的一些“积极分子”反而不得其门而入，好不狼狈。叶林等见此形势，也就不敢到大礼堂去了，只由张茜薇一个人去招架。王光美自然是躲在甲所听着实况转播。
    辩论会开始了，但见老蒯首先上台，高声朗读最高指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接着，向大家讲了“电话事件”的全部过程，厉声质问张茜薇：“这是怎么回事?”群众对老蒯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并督促张茜薇赶快澄清事实。只见张慢条斯理地上得台来，说道：“电话是我接的，……”说到这里，台下听众哗然而起。原来她上次撒了谎!等人声稍静后，张接着说：“电话是强斋打来的，说有人要来参加化九二班的讨论会，我听成了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化九二班的讨论会了。”大家更觉得离奇，为什么能听错呢?王光美可不是普通的人呀!在群众的强烈质问下，张茜薇又只好再次上台说：“是我听说有人要来，我就理解为王光美要来了。”大家越发觉得工作组有鬼了。但那张茜薇再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了，上台三、四次，澄清来澄清去，越澄清越不得人心。只急坏了坐在甲所“遥控”的王氏。而这边叶林见大势不好，也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礼堂，但他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蛮横地定了调子，说“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这就是夺党的权，就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云云。但是听众不买他的帐，大家觉得谁是谁非没辩论清楚，为什么就急急忙忙定了调子?再则，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能怀疑工作组内有黑帮黑线?所以叶林讲话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掌声寥落，十分扫兴。于是另一名副组长周赤萍忍不住了，也跳将上去，大讲什么：“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说到这儿，台下早就哗然大乱，倒彩四起，嘘声大作。因为林副统帅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工作组那几个人怎么能代表得了呢?就从今晚的辩论会看来，他们就不怎么样。这样大言不惭，固然能吓倒一些“修养派”，但那能吓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因此“六.二四”的会，以工作组的失败而结束了。
    第二天，革命群众给工作组贴的大宇报铺天盖地而来。直气得王光美躲在屋子里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大骂叶林没本事。
    从此以后，叶林果然发奋图强，暂时挽回了败局。原来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根据刘、邓的意图，作了一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报告，正合叶林的胃口。于是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利用传达报告的机会，把群众凭工作组的印象排成若干等，分成十几批去听传达。至于受怀疑的革命群众和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帮爪牙”的基层干部，就干脆不让听了。于是，工作组摆下了群众斗群众的布局。
    二十六日，大字报区自然又是一片对工作组的颂扬声了。王光美见初步获胜，十分得意。乃进一步密令各系的工作组动员“积极分子”“自发”组织拥护工作组的大游行。于是霎时间大标语不绝于目，口号声不绝于耳，什么：“拥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好不热闹。
    王光美见时机已到，乃下令在二十七日开斗蒯大会，并不辞劳苦，亲自主持“预演”。她不仅亲笔给发言者修改讲稿，逐字逐句上纲，并且连声调、表情、抑扬顿挫都要过问。有词为证：
    靠刘修，保刘修，血保自己作皇后，风雨在同舟。
    耍鬼头，出鬼谋，不整群众恨不休，反蒯有因由。
    话说斗争大会开过，从此清华园内一片萧条。到处都在抓“反革命”。“六．二四”给蒯大富鼓过掌的自然逃不掉，没鼓掌的也得检查“立场”，群众斗群众之风盛极一时。只要工作组的指挥捧一转，今天整人者，明天就可能挨整。更恶劣的，工作组利用广大干部急于“下楼”的心情，大肆宣扬某某因反蒯有功，提前“下楼”的故事，挑起干部斗群众，造成干部和群众的严重对立。于是清华园混战一场，搞得人人自危，万马齐瘩。正是：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但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蒯大富等同志有的是一片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头! 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者死且不惧，还怕什么围攻!
    在白色恐怖期间，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连上厕所、吃饭、洗澡都有人押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背诵:“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在斗争大会上，蒯大富庄严宣告：“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声明，对我来说效果为零!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是坚决革命到底的!”真是：
    似青松，不怕雨暴风狂，
    似梅花，傲对大雪严霜；
    似岩石，笑迎海潮激浪；
    似海燕，飞越云层电光。
    到底是乌云遮不住太阳。平地一声春雷，七月十八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
    毛主席严肃地批评派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接着，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亲自来清华接见被工作组严密看押着的蒯大富。这对革命小将是多大的鼓舞啊!但是王光美却为此暴跳如雷，连忙也“接见”一批反蒯干将，居心险恶地对他们说：“他们要见删大富，哼，就让他们去见识见识吧!反正我是不找他。我只找你们，你们可要站稳脚跟呀!”
    但是这次“接见”并没有使她的日子好过一些。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北大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工作组是绊脚石，北大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喜讯传来，革命小将个个眉飞色舞，摩拳擦掌，准备和反动路线决一死战。清华园又沸腾起来了。正是这个振奋人心的一天，王氏突然失踪了。原来她自知在劫难逃，干脆想躲在中南海赖死不出来了。
    再说刘府这几天空气却是十分沉闷。到得七月二十八日，刘涛一看清华园内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日渐增加，大有燎原之势，晚上也就回家请假去了。这才知道她令尊在中央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批评，工作组寿终正寝了。新市委就要宣布撤销工作组了。当晚，一家人通宵未眠。但见刘贼激动已极，在客厅内来回走动，不时挥动着胳膊，高声狂喊：“检讨吗?那就检讨吧!我去!清华大学要我去，我就去!”但隔一会儿，又以同样的姿态，同样的声调喊道：“不!我还没有认识到。没认识到就不能承认!”王光美和刘涛哭丧着脸在一旁看着他表演，据说是生平未见此君如此激动的，所以一时都不敢插话。刘某却突然跑到母女两入面前，冲着他们叫道：“人家要问你们的看法，你们就说，‘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说’。”然后，他又突然压低了声音对王氏说：“江青到北大讲话了。她也可能要去清华。真要去了你就瞧着点她!让她在台上，你在台下。她要你讲，你就在台下回答。”王氏不解意，但听说不让她上台，满心的不高兴，可是“将心比心”，她也不在这种时候和刘某顶撞了，却回过头给刘涛出了个点子：“江青如果点名批评你，你就说我有错，错了就改呗。可别吃那个眼前亏啊!”那刘涛自来也孝顺，听老子说，自己没错，听后娘说，又要承认有错，心里自然委屈万分，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氏见此情状，想到刘家四面楚歌，四十年辛苦“修养”得来的大便宜，眼看要废之于一旦，心中也是一阵发酸，泪珠儿也不禁滚滚而下，母女两人就索性抱头痛哭了一阵。正是：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哭够之后，三人又密议一番。这时天色微明，各自少憩片刻，便按计划分头活动而去。
    单表王氏，当日下午又溜回清华园。这回可是一反以前的作风，不搞什么“扎根串连”这套了。却尽量抛头露面，那里人多就往那里钻，见人就招手、微笑、点头、聊天，显得特别热情可亲。而且破天荒地跑到员工食堂就餐。自然二两大的馒头吃它个把钟头，引得看热闹的人把食堂围得水泄不．通。饭后，又到得大礼堂，在一片掌声中登上讲台。但见她首先申明：“少奇让我关心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我从六月二十一日就一直在你们学校。我是新市委工作组的一名普通组员。”台下听众这才觉得，本校工作组不简单哪!然后，王氏还深恐听从忘记了她的身份，不厌其烦而又不厌其肉麻地说：“当然，由于我和少奇有生活上的关系，大家特别尊重我。”伏笔下过，便开始为工作组打保票：“我在工作组三十多天，我认为工作组是有成绩的，清华与北大不同。”但是后来又想起刘某的指示，就改了改口：“对于工作组的成绩和缺点，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说。光美是不是革命的，大家可以考验嘛!”于是第二天，为工作组歌功颂德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王氏自以为得计，更加加紧活动，笼络人心，不惜降格到学生食堂售菜，以示“平易近人”。但是好景不长，刚刚高兴了一天半，这些吹吹拍拍的大字报就淹没在“捉大扒手王光美”的呐喊声的海洋里面了。从此王氏便滚回家中，深居简出，请也请不来了。真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再说工作组撤走后，刘某却通过王任重、刘涛、贺鹏飞等人控制着文革临时筹委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等组织，继续推行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少数派，残酷地体罚干部。但是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经历了几番黑云压城，几番骇浪惊涛，几番燎原星火，几番妖雾重来，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摧垮了刘家御林军一一清华大学红卫兵，壮大了自己的战斗组织一一井冈山兵团，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向刘邓司令部猛烈开火．
    今年四月，我校井冈山兵团战士联合了三百多个单位的三十几万革命群众，面对面地斗争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狗婆娘、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我们忍不住一千次、一万次地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第一回　老翰林广安行霸道　新政委崇义开小差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断是何等英明啊！看如今：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
    《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说得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小说将把邓小平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恶的一生向读者介绍一二，以供批判。
    水有源，树有根，话说清朝乾隆年间，四川广安县协兴场出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翰林，名叫邓时敏，官至大理寺正卿，显赫一时。晚年老朽，奉诏告老还乡，却成了广安一霸。此公腐儒出身，自然满嘴之乎者也，仁义道德，可明里暗里，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其横行不法，鱼肉乡民之事，真乃罄竹难书。广大农民群众忍无可忍，终于聚众起义，剁此老贼于乱锄之下，为广安除一大害，远近间者无不称快。可是自古有言，“官官相卫”。此事非同小可，朝廷为之震惊，急忙遣兵讨伐。起义农民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这次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被镇压下去了。而邓氏仗官府之势，仍然保持得封建的霸权和血腥的统治，此后世代相传，亦多是“书香门弟”，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恶霸官僚。一百五十年过去，传到清末，已逐渐向地痞流氓转化。那时最嚣张的要算邓文明了。此人乃酒鬼、烟鬼、赌鬼、兼色鬼，自幼参加“哥老会”，后为协兴场“仁”字号掌旗大爷，更串通官府，勾结匪盗，横行乡里，敲诈勒索，堪称一霸，是以有绰号曰“牛角胡子”。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邓文明巴结上上军阀罗泽州，任广安团练局长，八县联团参事等职，血腥镇压了由共产党员廖玉碧同志领导的“川北民军”起义，致使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牺牲于邓胡子手下。至今，川北人民提及此事，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却说邓胡子凭借其祖传的剥削搜刮本事，连抢带骗，霸占了许多田产，先后要妻室四房，生得四男三女。大凡封建门弟，都溺爱长子幼女，邓门自不例外。只可惜长子小平身长不过五尺，其貌不扬，实属美中不足。幸而少有“大志”，每读家谱及清嘉庆所颁册封邓时敏为大理寺正卿的诏书，必喟然感叹，立志要重振家声，必欲与其老祖宗媲美。邓胡子自然大为赞赏。小平那厮多少也有点“聪明”，虽然是浪荡公子，未免好吃懒做，却也能在踢球打弹之余读点孔孟之书。
    一九一九年，眼看小平已经十六岁，邓胡子打听到重庆有个留法预备班，收费低廉，念两年以后就可以留洋。那邓胡子是多少见过点世面的，知道许多大官都是留过洋回来的，心想，“我家小平早有鱼跃龙门的念头，不妨把他送到重庆厮混两年看看，等喝过洋墨水回来，到省里混个官儿当当，那时咱不就有权有势了吗？”于是，与长子商量，小平听说可以留洋，自然正中下怀，便高高兴兴卷起铺盖到重庆去了。寒来暑往，秋去冬来，转眼问两年期满，果然和别人一起到了法国的蒙达尼。第二年春，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了，当时习惯称C．Y．支部。进步的留学生都纷纷要求加入。邓小平那厮听到“共产主义”几个字，马上就联想到家里那些剥削得来的坛坛罐罐要保不住，故足有十二分反感。可是眼看认识的人都一个个加入了，自己不参加又怕戴上顶落后帽子，将来也“吃不开”，只好硬了头皮。“算我一个”。但以后他倒觉得钻进组织内有“利”可图，因此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便拚命往共产党内钻，第二年果然混进来了。接着，党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至此，邓修自以为留了两国的学，马列主义的书也念了一些，已经很“革命”了。其实，他本来就是抱着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念头来的。所以虽然多少学了点革命的理论，但根本没有触动他的灵魂，世界观原封未动，阶级立场和他的地主老子完全一样。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于上海召开后，接着就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邓小平那厮暗想，这是飞黄腾达的时机，今日不一显身手，更待何时。于是急忙从苏联赶将回来，到得军阀冯玉群部下，任党代表。你道邓小平的党代表是如何当的？有诗为证：
    但求官与饷，不问兵和枪。
    干尽荒唐事，终归逃落荒。
    此诗怎解？原来邓小平这个党代表，可真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毛主席经常教导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邓小平那厮有饷便是爹，从来不抓枪杆子，把军队拱手相让。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冯玉祥露了本性，投靠于蒋该死门下，参与了反共的勾当，第一件事就是将邓某押将起来。邓小平此时唯恐狗命不保，露出一付奴才相，连叫饶命。冯某本来想一杀了之，但一转念，见这一小矮子窝窝囊囊，以为他成不了大器，放了也无妨，反而显得自己“宽宏大量”，故姑且饶他一命。他逃命出来之后，急忙投靠李立三而去。
    却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我党在广西百色策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第七军，军长是张云逸同志，党派邓小平去当政治委员。
    这时，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污蔑毛主席在长期斗争中用主要力量去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革命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云云。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把准了中国革命的航程，在艰苦的环境中，和“立三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得到了发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
    相反，邓小平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一九三○年七月，邓从上海回右江，马上按“立三路线”制定者的指示，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令“红七军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率师东征。一路上又忠实地执行“见城必攻，过敌必打”的“左”倾冒险计划，给我部队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历时半年之久，到次年一月，红七军才到达广东的乐昌。此时军力已有很大削弱，在强渡武水时，不幸又被敌截断，邓与张云逸同志失去联系，只得率55团和军直一小部分向北经仁化、南雄出小梅关抵江西的崇义进行休整。
    一日，邓去距崇义60多里的杰坝与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号。不料上犹方面的敌军向我猛攻，我军撤至营前镇，仍在奋力血战。在此危急的时刻，战士急切盼望政委及早返回，自然，还都在替政委能否安全归队担心，早派得侦察员前去迎接。而此刻邓政委也确实已在归途之中，当他走到离崇义还有廿里地的一个山上时，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登时吓得脸色惨白，双腿发软。心想，好不容易从冯玉祥刀下脱险，在这里葬送了锦绣前程未免不值，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活命要紧。于是抽出纸笔，写下寥寥数语云：“我今天由杰坝回崇义，在途中的一个高山上听到枪声很激烈，估计你们已经撤退，我赶不上部队了，这里离井冈山不远，前去没有困难，你们可前往那里与该红军会师。”写到这里，自己感到开小差“理由”实在不足，想了一会，遂添上一句，“我拟乘此机会，回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写毕封好后，立即交给通讯员，让他去赶那在信中明明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自己却向后转，大踏步地直奔香港而去。
    但我英勇的红七军战士，并没有由于政委开了小差而气馁，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战，被敌截断的部队终于在五月到达永新，与军长张云逸同志胜利会师。这时，红七军开了党代会，代理政委许卓同志严正指出：“邓小平在紧急关头，没有得到组织许可，擅自离开部队，是逃跑行为。”清算了邓的错误之后，红七军又继续前进了。八月到达了中央苏区，来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那位去“中央汇报”的邓政委却已为炮火吓破了胆，心想，参加“革命”，本想搞个一官半职，以图荣华富贵，实没想到如此艰苦，更不知革命何日才能成功。而人生几何，今日既然溜了号何不先受用一番。于是他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着实地享受了几个月的清福。真是：
    追名逐利如虎，遇险临危如鼠。
    吃喝玩乐第一，生平丑事难数。
    后来恶讯传来，谓其妻张茜元在上海难产，危在旦夕，才急忙乘海轮去沪。要知毕竟张茜元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泄私忿李右整邓“左”　乞“团结”奴才捧独夫

    上回说到一九三一年初邓小平在崇义之战中溜了号逃到香港。后闻说张茜元难产，遂急忙离港去沪。到得上海，张茜元已经一命呜呼。邓在上海除了料理丧事之外，就与连襟徐冰终日吃喝玩乐，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早把红七军的斗争置于脑后了。
    事隔不久，上海的白区工作，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很大的失败，最后在上海站不住脚了，李立三等人只得离开上海转到苏区。邓小平也在这时候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会(昌)寻(邬)安(源)中心县的县委书记。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但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却在党内暂时占领了统治地位，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借口反对“立三路线”，实际上执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一方面大量提拔那些“左”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甚至借口反对“立三路线”来打击一些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好同志。
    到一九三三年后，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点。这时，李维汉以中央组织干事的身份到得会寻安中心县，领导该县的所谓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李维汉与邓小平是老相识了。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同在汉口我党的机关工作，还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可这次巧会，却是相见如仇。原因何在呢？前面已经说过，邓在红七军中一贯积极推行“立三路线”，而李维汉却是受“立三路线”打击过的，正一肚子私忿要找地方发泄，于是乘机大整邓小平，罢其官，撤其职。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共产党为了抗日救亡，毅然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于一九三四年开始长征。这时被罢了官的邓小平作为宣传干事随行。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扭转局势、挽救中国革命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清算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也为受王明路线错误地打击的同志平了反。因此，在江西反“立三路线”时，“毛、谢、古、邓事件”的受害者也得到平反。其实，毛泽潭、谢维峻、古柏三同志是多年来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好同志，不愧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邓某则不然，一向是“立三路线”的忠实信徒。可是这次却得以沾他人之光，滥竽充数，挣得一笔政治资本，成为军团政治部属下的宣传部部长。
    此时邓某本应吸取历史教训，努力工作，将功赎罪。何况，在艰苦长征行军中，宣传鼓动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宣传部长的职责是不轻的。可是邓某花花公子的本性不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具体工作皆由宣传干事负责，宣传队更有队长领着随前卫部队先行。邓部长心广体胖，所关心的事只有三件，乃是小五义、麻将牌与吹牛皮也。
    原来在行军途中，邓部长在马背上“无事可干”，遂终日以“小五义”消磨时光，故有人称他为穿军装之张果老。部队宿营休息时，则以麻将消遣，每局必至深夜，以致第二天启程时尚睡眼惺松，摇摇晃晃。一旦小说看腻，又苦无打牌的条件时，邓乃鼓起其如簧之舌，行“宣传”之职责。但见他，大至天文地理，小至扒手惯窃，无所不说，无所不谈，所以自称是“牛皮公司总经理”。读者若问其“宣传”技巧从何处学来，乃年轻时在四川茶馆中训练有素之故。读者可能不信，但却有他本人的话为证，请看在三十年后，群众要改革旧茶馆时，邓修还不肯割爱，为之辩解说，“坐茶馆聊天很有好处。四川有不少人很善谈，就是从茶馆里培养出来的”。故有诗曰：
    “三十而立”看邓修，能拍会捧善吹牛。
    借问恩师何姓氏，重庆茶馆广安楼。
    闲话休提。却说我英雄的红军经历了万水千山，跨过了两万五千里征途，在一九三五年底胜利到达陕北，开辟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反共政策，得寸进尺，对我国土蚕食鲸吞，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为此，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即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计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师及一二九师。
    然而，平津陷落后，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狼狈南逃。我八路军却以中流砥柱之势挺进华北，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雁门关、阳明堡等捷报也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接着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太行山区，在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军威大振。从此，进入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时期。这时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同志，政委是张浩同志。不幸的是，张浩同志不久便病逝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其职务由邓小平接替。
    读者已经知道，这个邓小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右得够呛，差点因此丢了小命。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时跟着李立三又“左”得出奇，结果李维汉乘机报复、大泄私仇，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回过来右得可怕了，简直成了国民党在我军的代理人。
    本来，早在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已经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但是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机会主义分子违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一些由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损失。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战胜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然而就是在这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之流仍然置若罔闻，在敌后根据地继续推行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
    请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所部之徐团，于河北束鹿宋家店袭击参加束鹿战斗的八路军某部三营九连失去联络的人员，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昌等二十一人惨遭杀害，称为“束鹿事件”。面对烈士的忠骨和热血，邓某竟然无动于衷。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月之后，邓某那厮竟于冀南行政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进一步向国民党摇尾求爱。先听听他的开场白：“……我们冀南同胞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致地站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为保卫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田园，为国家，为家乡而奋斗！”
    接着，邓某又大肆兜售其实为阶级投降的“阶级团结”。说道：“国家亡了，不管你是地主或资本家，工农或小资产阶级，都逃不了亡国奴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只有在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才有生命财产和自由。为了保卫国家不当亡国奴，只有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的团结起来。”并且惟恐蒋该死不了解他的一片“忠心”，“诚恳”地表白说：“我们郑重声明，共产党不但没有制造过阶级斗争，而且我们恰恰主张阶级团结。我们不但主张阶级团结，而且过去在冀南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没有离开过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简直是一个国民党的幕僚说客，那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这篇奇文，通篇不提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各民族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却大肆歌颂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不讲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却高喊什么“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的团结。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因为邓小平不“制造阶级斗争”而停止其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四个月后，即三九年五月五日，发生了“回民连事件”。邓所部的一二九师某部回民连奉命破击馆陶、大名间的公路，到达馆陶善乐镇时，为国民党军队所袭击，我军六十余人被解除武装。邓某非但不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反而在十天之后，即五月十五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抛出了《在敌后方面的两条路线》一文，把我八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与日寇、汉奸、蒋贼浴血奋战得来的成果都记在蒋该死的名下，说什么：“八路军之所以能够把一个破碎的局面，收拾起来，并使之日益壮大，成为敌人心腹之患，成为坚持抗战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个部分，便是由于它真正执行了三民主义的路线，真正执行了蒋委员长的指示。”今后怎么办？他提出：“一切都以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蒋委员长的指示为准绳，并使之具体的实现于敌后方。”“我国军民要坚持青天白旗的抗日政权……”实在是认贼作父。
    正是由于彭德怀、邓小平等人严重右倾，使国民党顽固派得以为所欲为。随着这篇臭文而来的是：六月，发生了“平江惨案”’国民党反动派又惨杀我新四军、八路军干部；八月，混入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杀害我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国民党顽固派冯子固、耿继勋等部乘机将我驻在铜山县北千里井村的铜北办事处和独立营的一个连二百余人包围消灭，我被迫退出铜北地区；九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将共对共产党的政策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发布了《处理异党问题的实施方案》。阎锡山更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在阳城、晋城、浮山、壶关等地，先后制造了一系列血腥反革命事件，杀害我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从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阶级斗争的严重关头，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无限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疑的献身精神，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而是更加英勇地战斗！
    一九四○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指示，正确地指出：“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群众抗日的铁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住。抗日军民在冀南打了石友三，在太行打了鹿钟麟、朱怀冰，在冀中打了张荫梧，在山东打了秦启荣、于学忠、沈鸿烈，终于巩固了晋冀鲁豫红色根据地。蒋匪帮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破产了。正是：
    主席英明稳领航，何愁妖雾恶澜狂。
    奴颜懦怯千夫指，捐躯壮烈万世芳。
    铁流行军军威猛，尖刀插敌敌胆丧。
    休看小米、步枪简，指日全歼日、蒋、汪。
    但是，正当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再接再厉，摧毁敌伪政权的大好时机，邓某却又一次被大好革命形势吓得目瞪口呆，于是在四月份又搞了一个把革命拉向右转的大阴谋。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黎城会邓机泼冷水　百团战彭贼背中央

    话说一九四○年初，华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群众压抑不住对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同时，减租减息，争取民主、民生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如此一片大好形势却吓得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昏了头脑，慌了手脚，生怕扰乱了他们和国民党“团结”的好梦。于是在四月，由邓小平主持一个北方局太行、太岳、华南地区的高干会议，叫黎城会议。会上杨尚昆、邓小平等人充当了假洋鬼子的可耻角色，大肆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
    其时，毛主席刚刚在延安党的高干会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的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又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这话是对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的严厉批评。邓修明明已经知道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主席的批评也确实打中了他的要害，只是他一向就不听毛主席的话，所以非但不在会议上传达，反而变本加厉，伙同当时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大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争取中间势力为中心环节”等投降主义路线。据此，又提出了“区无杀人权，县无捕人权”这样的反动口号，制订了“杀人反座”的投降政策。他们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我爱国军民的血淋淋事实，用这些反动的清规戒律，捆住爱国者的手脚，只准任人宰割，而反抗者倒有罪！
    更有可笑的，他们提出对伪军宣传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是说“当汉奸并不可耻，安心去干吧！”难怪当时汉奸、特务横行无忌，竟然作歌曰：
    区无杀人权，县无捕人权。
    专署有鬼在，我们无人管。
    黎城会议开过后，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为了表明其“效忠”于国民党政府，于同年八月，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搞了个“百团大战”。其实质是倾我八路军绝大部分力量去牵制日寇向国民党的正面进攻，从而达到保卫西安、重庆、昆明的目的，使蒋该死得以安心住在峨眉山上，坐待胜利来临。这是他们阶级投降主义面目的又一大暴露。
    本来在四○年七月，抗战三周年时，党中央已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必须揭露国民党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危险性，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与这种危险作斗争，争取国民党的多数继续与我合作，团结抗战，集中力量打击真正的投降派。必须有计划地细心地组织根据地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继续发展、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的力量。从而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支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但彭德怀违抗中央指示，一意孤行，令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大军，在五千里漫长的战线上，于八月二十日廿时全线出击，作战地区遍及华北各省，历时三个半月，大小战役达一千八百余次。由于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杀敌，果然给日伪以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计毙、伤、俘日伪军各两万余人，破坏敌交通线约两千公里，拔除敌大小据点近三千个。但我军伤亡也很大，损失一时难以恢复。从战略上讲更失策的是暴露了我方的力量，使日寇更加警惕和进一步认识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他们的威胁，从而加紧了对我的反扑和进攻。从此每年五月，日寇必然对我进行一次大扫荡。而我游击队部已经大量地用以补充正规军，使敌人得以乘虚而入，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进行灭绝人性的破坏摧残。大搞什么“梳篦战术”，“铁壁合围”，公路如网，碉堡如林，晋冀鲁豫三年蓬勃发展的形势，从此暂时进入一个退缩的局面。难怪蒋该死在峨眉山上赶紧拍手叫好，发下了“嘉奖令”，连叫“再来一个”。因此，“百团大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党中央、毛主席很不赞成百团大战，后来在延安做了结论。毛主席还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批评道：“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这都是针对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之流说的。后人有诗骂这些人道：
    奴颜婢膝乞团结，驱使我军保妖孽。
    最高指示拒执行，致使黎民遭浩劫。
    但邓小平执迷不悟，他跟彭德怀是跟定了。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迎接一九四一年》的文章，再一次肯定百团大战并向蒋贼献媚眼。他写道：“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迫使日寇不得不去考虑到正面进攻中的后方问题，而被迫停止正面进攻，转到敌后进行反扫荡，正面进攻的企图被击破了。(按：正中峨眉山上蒋贼的下怀。)日寇又采取政治诱降的政策，于是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危险又降临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伴着这次严重危险而来的，是国内亲日派内战挑拨者的活跃。这些混蛋在日寇指使下，拚命挑拨反共的内战，企图用内战方式，置‘统帅’(按：邓心目中的‘统帅’，人民心目中的公敌，)于火炉之上(按：怪哉！蒋贼不是内战的元凶，只不过是有人欲置‘统帅’于火炉之上！)……”难怪有人看过后在其上批注曰：
    认贼作父。倾江河湖海，方洗阶级耻辱。
    倒行逆施。遍古今中外，难找狗屁奇文！
    然而邓小平之流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对革命形势的严重损失，终于受到了党中央的严厉批评。邓小平不得不在四三年初以太行分局书记的身份在河南涉县温村召集了分局高干会议，以总结工作，研究任务。
    在温村会议上，邓先作了个《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又臭又长，滔滔不绝，却不提毛主席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英明指示与论断，更谈不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了。他轻描淡写地承认“在言论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针，还缺乏深刻地了解，这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仅仅提‘不慎重’吗？)”又说“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彭总副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导，(按：事到如今，还在包庇朱、彭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就更不会真正有所认识了。)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但一到我们对中央和上级指示了解不够的时候，(按：根本不是了解不够，而是拒不执行。)就要发生错误。如对游击战争认识不够，对敌占区的工作忽视，影响很大，损失不小。(按：在事实面前，实在难以抵赖。)”
    由于邓等对错误毫不认识，有部分同志便起来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他们指出：在太行区政府中的党员没有群众观念，某些党员不关心群众，立场不稳，阶级意识模糊，还对黎城会议的严重右倾提出了深刻的揭露与批评。邓小平之流却恼羞成怒，反而倒打一耙，要知详情，下回自有分晓。


第四回　斗温村直言受围攻　入中原小平屡犯右

    上回说到，在温村会议上，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非但丝毫没有认识，反而百般包庇乃至吹捧反党分子彭德怀。有部分同志起来批评邓小平之流一向对抗毛主席，不关心群众，不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立场不稳，阶级意识模糊等错误。如在黎城会议之前，他们在“把敌占区变成殖民地”这种观点支配下，对敌占区实行“需索政策”，结果在人民中产生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军的政治声望；在黎城会议之后，反掉了“把敌占区变成殖民地”的观点，却又对敌占区的工作不闻不问。又如邓、彭之流在边区根本就不发动群众，在减租减息方面好象是给群众以恩赐，以致有好些地方明减暗不减等等。无奈这些人向来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于是恼羞成怒，一个个跳将出来，“痛加驳斥”。尤以罗瑞卿反攻最甚，态度最劣。但见他唾沫横飞、声色俱厉地嚷道，“什么？！北方局没发动群众？！北方局没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么说，华北根据地是上帝送的啰？岂有此理！”接着又使出其倒打一耙的拿手绝招，“你们说，黎城会议是泼了冷水。不对，我的同志，泼冷水的问题，在黎城会议上你是找不出来的。这是执行上的错误。下边的同志还是多作些自我检查吧！”他越说越起劲，终于骂人了：“哈，你们这些人，总以为左比右好，其实你们是些涂红的妓女。”邓、彭两人自然也紧紧跟上，这三家村互相依托，利用职权负隅顽抗。温村会议经过激烈的路线斗争，终于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从此，邓、罗诸人把具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视如眼中钉，肉中刺。恰好中央已经指示要进行整风，会后，就由彭德怀出面把他们留在党校参加整风。其实是趁机加以打击。
    本来，这次整风，应该彻底清算1931一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错误，可是邓小平竟然还把王明的一度流毒很大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作为整风文件，广为散发，只提学习，不提批判，公然与党中央的整风方针唱反调。
    其实，他们这次整风是假，整人是真。在这期间，他们利用叛徒刘锡伍、杨献珍等大整别人。正是：
    早结死党排异己，久存复辟变天心。
    如此整风，自然谈不上对邓小平之流的灵魂能有所触及。相反，他们一伙死党在整别人的同时，抬高自己，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更有一丘之貉刘少奇在上面为之提挈，一时间平步青云，以致一九四五年七大时邓某得以成为中央委员。从此该人更飞扬跋扈，上不听中央，下不信群众，打击同志，重用坏蛋，自成独立王国，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却说日寇投降以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看透了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同一天，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可是一贯右倾的邓小平对如此重要的指示仍然置若罔闻，高枕无忧，大做其和平的美梦，急令地方部队转为生产，大量复员。结果，四六年六月末，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协助下准备就绪，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而晋冀鲁豫的一些地方还处于无准备状态，十分被动。此时赖有毛主席掌稳航向，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边区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有计划的战略退却，遂使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四六年七月到四七年六月)，得以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及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之伟大战果。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毛主席又指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恢复失地。”据此，四七年六月卅日，晋冀鲁豫边区野战军南渡黄河，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二十一天之内接连消灭蒋匪四个师部，九个半旅，计六万余人。然后按中央指示，分东西两路，向中原挺进。又二十余天，已深入大别山，迫至长江沿岸，使战线向前跃进了一千华里，这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当下邓某亦随军到了大别山区，兼任中原分局书记。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到了新的地区，能否好一点呢？让事实来回答吧！
    毛主席当时在杨家沟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但邓某一再违背最高指示，他不是发动贫下中农起来闹革命，却搞什么“走马点火”，到处分浮财，大量地损害中农的利益。在工商业政策上，把地富的那部分工商业，也借着打击官僚资本的名义，进行没收，影响新区社会经济的活动。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依靠那些原来的保甲长等筹粮筹款。这些家伙原来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解放军来了，少不免慌作一团。今见解放军仍然如此重用他们，遂乃故态复萌，再度作威作福，鱼肉乡里，有的还席卷粮款，转移财产，逃之夭夭。使军民关系受到一定的损害。
    这些错误，自有中央及早觉察，及时给予纠正。革命的行程，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下，真是一日千里，滚滚向前。四八年底，从晋冀鲁豫边区釆的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一起，发动了威震中外的淮海战役。
    这一战役也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一样，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请读者翻开毛选第四卷，看看《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就可知毛主席对该战役的布置考虑得多么仔细！到战斗紧张时，毛主席更是彻夜不眠，最多时一天要发出二十几个电报，不仅直接指挥到每个梯队的行动，连后备部队如何使用，战士如何休息都作了详尽的指示。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使得这一战役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加速了蒋匪帮的灭亡。可是，邓小平却想贪天之功，据为已有，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说话之间，“钟山风南超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蒋家王朝完蛋了。此时，二野和三野集结在华东区，成立了华东局。由于刘修的赏识，邓修得以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无奈此人右性难改，又一次违背主席的教导，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共知识分子，专讲团结，不讲斗争；专讲妥协迁就，不讲党的革命原则。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方面最为露骨。你看他在解决劳资纠纷时怎么说的。“要大家(按：大家者，劳资双方也)相互商量，先资方，后劳方，不能解决再到政府，用合理的方法，(按，既然先资方，后劳方，何合理之有？)不能站在哪一边(按：共产党员还有阶级立场没有？)……”又下令：“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有理无理，有理三百板，无理板三百！”
    幸好，过不了几个月，二野奉令进军大西南，邓修也跟着走了。为此事邓小平着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不过最后还是欢喜万分。有分教：
    恋苏杭宁沪，浪子实爱繁华。
    入黔蜀康滇，野心欲谋不轨。
    欲知详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共痛痒匪霸受窝藏　同腥臭资地蒙偏爱

    却说四九年九月，中央命令二野进军大西南。这是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邓小平那厮一向追求吃喝玩乐，今日当上了华东局第一书记，眼看南京上海这些金粉豪华，物阜民丰的胜地都归他掌握，好不高兴；况且九年前刚刚娶得夫人卓琳，但妻室儿女一直随军转战，未能畅聚天伦；实指望能长此下去，着实受用一番。无奈军令如山，不可违抗，只好收拾细软，举家同行。临行之前，却想起一桩事，急忙到永安公司购得瑞士表两块，外加儿童自行车，玩具汽车等洋玩具若干。乐得当下都是供给制，自有公家报销，不在话下。
    说话之间，已在行军途中，邓某一再思量。忽地心中豁然开朗，觉得此次西南之行，实是利多弊少。从近处看来，他老家那些作恶多端的父母兄弟，人民早已恨之入骨，今解放大军一入西南，在覆巢之下，岂能完卵。今若有邓某在此坐镇，定能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从远处看，西南地处边陲，形势险要，又为天府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正山高中央远，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将来网罗党羽若干，何愁当不了土皇帝。想罢，欢喜万分，打点精神，兼程赶路。可笑那些国民党残匪，慑于我解放军的威望，早已闻风丧胆。我军所向披靡，势如卷席。到十一月三十日，解放了重庆。这时邓小平又窃据了西南大区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市长等要职。
    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顷刻间土改、镇反、清匪、清霸等运动接踵而来。事不宜迟，邓某在重庆刚刚稳住，便马上差人去奉节，令当了国民党奉节县民政科长的三弟邓蜀屏星夜赴渝，密议家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股。蜀屏得计后，连忙潜回广安。临行之际，邓修授以全家照片一张，告曰：“你凭着这张照片，就是自由出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执照了。”不久，邓蜀屏便领着老婆、第四号后娘夏氏及大姐邓先烈夫妇等一大群恶霸地主，拖儿带女，投奔重庆而来。邓修一见诸人平安到达，十分高兴，当即对着比他仅大两岁的后娘夏氏立正，举手行一军礼。然后毕恭毕敬，迎入内室。此后，这些牛鬼蛇神与邓修同起居，共饮宴，出有车，食有鱼，享尽人间豪华。邓修感到遗憾的是其狗父邓胡子已于十二年前死于非命，来不及享受孝子贤媳的供奉了。
    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番邓蜀屏是何许人物。原来那厮在解放前先后担任过联保主任、乡长、区长，“救济”院长、县参议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袍哥大爷，解放前夕当了奉节县民政科长，反动报纸《民生日报》经理，不愧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条忠实的小走狗。在这些日子里，他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勾结土匪，联络会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故有“三王爷”之称。民愤之大，较其狗父有过之而无不及。贫下中农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初，要不是这家伙腿快，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
    邓三潜逃后，广安的贫下中农当即四处搜索这厮的下落，都渺无音讯。后来听说在重庆，又派出五位民兵去追捕，可是邓修竟然当面撒谎，硬说邓蜀屏没来过重庆。众民兵只好空手回去。
    不过，邓修也知道窝藏反革命终非长久之策，遂令邓三更名换姓，自称“徐初”，伪造“革命历史”。邓修利用职权，将之塞进西南革大。半年后学习期满，派往贵州，混入我土改工作团，还窃据工作组组长职务。邓三是狗改不了吃屎，让他掌了工作组大权，就尽量包庇地富，打击我贫下中农，假土改之名，行倒算之实。此后更在邓修羽翼之下，官运亨通，一直升到六枝县副县长。但那厮平时作恶多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顽固地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在革命群众的揭发斗争之下，原形毕露，广安的贸下中农亦闻讯提着梢棒赶来要“债”，至此这逃亡十七年的反革命分子，才感到日落西山，朝不虑夕，于今年三月中旬，畏罪自杀了。群众以“挽联”赠之曰：
    为蒋贼鞠躬尽瘁，多端作恶，于今死有余辜！
    与狗兄狼狈为奸，万年遗臭，恨未鞭尸三百。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不得不提一下的，倒是解放初期邓修在西南的“德政”。何谓“德政”？原来邓某在西南搞了不到三年的光景，深得那些资本家爱戴，视为父母官。邓某在时，资本家高兴地说：“霓虹灯亮了”。邓某离开西南后，资本家无限留恋地说：“五一年前后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这自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当时邓某一贯主张对资本家要高价收买，说什么“我们主要是买了一批干部，(按：哪个阶级的干部？)这样可以解决我们的干部不够的问题。”又唯恐我党的干部对资方迁就、妥协不够，不厌其烦地说：“他们是旧人员，要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但是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使感情融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按：资本家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于是更提出“要改造他们，先安顿他们”那样的机会主义的口号。他不提两个阶级的斗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却说什么。“我们的党是代表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的。(按：与赫秃的‘全民党’是一路货色)”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怪事就发生了。
    却说四川有家私营民生航运公司。解放初期四川交通十分闭塞，该航运是联系外省的唯一交通命脉。公司经理是国民党反动政客，伪粮食部长卢作孚。该卢某为了要胁我方，达到提高运价的目的，竟放空运行，宁愿以石头平衡底仓，也不肯按规定运价为国家运货。邓某那厮却认为此人有胆有识，可作国家“栋梁”，为了“买”得这个“干部”，竟不惜给予巨额贷款，为之“解救困难”，“维持生产”。还给他准备好“乌纱帽”一顶，请他进西南军政委员会当个委员。只是由于人民反对，未得实现。
    还有一桩事，解放前，在四川，提起宝元通这个“大宝号”，乃是无人不知的。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资本，在四川各重要城市都设得有分号。它的老板高就高在手段“文明”，杀人不见血。他们为了便于剥削职工，采用了职工入股的办法。借此吹嘘大家都是“业主”，彼此彼此，好让职工发挥“主人翁”精神，为大老板卖命。这是一种更加阴险而又更加残酷的剥削方式。邓某十分欣赏大老板的高明手腕，顿时起了“怜才”的雅念。他认为宝元通内有大批我们所没有的、熟悉业务的商业“干部”，同时又有一套现成的营业机构。于是实行高价收买，宝元通那些破旧资产统统作价付款，大老板们个个都捞上一大把。更加严重的是宝元通一夜之间，招牌换记，成了居领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委任为各级商业工作的领导人。无怪重庆一大老板高兴地作诗一首赠其友曰：
    昨夜算盘响，今朝满载归。
    脱却资方帽，换上干部衣。
    我行仍我素，想入更非非。
    贤哉邓市长，灯亮看虹霓。
    邓某又唯恐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才干”发挥不出来，在市党代会上劝说道：“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安位子的工作，团结他们，位子安好后，有许多人士当部长、科长，我们同志当副的。一定要受人家领导，这是职务上的领导。另外一个是党的领导。这就是正确地执行政策，即使我们是正的，党外人士是副的，我们也要过事商量，一切通过他们。充分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然而这些家伙本性难移，他们在社会主义商业机构中，沿袭资产阶级的经营作风，追逐利润，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欺骗领导，腐蚀职工，造成无穷祸患。
    邓某与地富分子本是同权枝叶，因此更是十分“恩厚”。请听他在西南局党委会上的讲话。他说：“在减租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出退押问题。这个问题对地主阶级打得最痛，也一定叫得最凶。(按：现身说法。)必须按照少奇同志(按：亦步亦趋。)在政协会上结论的四个办法加以处理。在退押问题上应主动地、适当地照顾富农、起义军人、民主人士、小土地出租者和确实困难的中小地主。(按：为‘民’请命。)”又说，“对于地主有关退押违法的遗留问题，应尽速结束。原则是对一些小地主和一部分地主放宽，采取‘少’、‘不’两字解决。对于一部分中地主采取‘缓’‘少’两字解决，对于守法的大地主也不宜节外生枝。(按：想得周到。)对于那些顽抗的大地主必须坚持斗倒，但应宣布退罚数目，使之心中有底。(按：‘将心比心’。)……对地主的遗留问题采取这种政策，可以大大安定富农乃至中农的情绪，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很大好处。(按：希望寄托在谁身上？)面上也可以使地主心中有数，较快地拿出应该拿出的东西，借以继续解决贫雇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问题。(按：要地主拿出东西还得靠自愿。靠他们‘心中有数’吗？)”
    在邓某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西南地区的土改强调“和平”方式，不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冷冷清清。某些地区，特别是川北和云南更甚。据所谓搞得好的某县，复查结果，地主没有被打倒的地区占全县12％；群众发动得不充分，地主没有被斗倒的“夹生饭”地区，占全县14％；两者共计1/4以上。总的说来，大批地富是漏划了。又据川北六四年四清时的不完全统计，漏划地富占18％。致使许多阶级异己分子钻进我基层政权，兴风作浪，图谋不轨，确实是后患无穷。
    以上诸事足见邓氏“德政”为患之甚矣。
    说话之间，已是一九五二年夏，邓奉调到政务院任三办主任，主管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临走之际，他却暗自盘算，这次去中央，必然升官无疑。再看西南这独立王国，两年多的经营也差不多了；自己走后，有李井泉、贺龙两个可靠心腹在，不必有所牵挂，今后每隔一两年回来关照一下，便万无一失；只是有一桩心愿未能实现。原来夫人卓琳原姓蒲氏，出身于昆明一个大资本家兼恶霸地主家庭，总算是门当户对。邓一直还未曾晋谒过岳父大人。现在调令已到，想去也来不及了。只好暂时放下，到北京再从长计议。到底是邓某老奸巨滑，刚到北京，就给媳妇找到“回门”的机会，而且十分排场。又别开生面。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吠红日赫秃得高徒　纵叛匪麻山开恶例

    话说五二年夏，邓某被调到政务院，自是满怀高兴。不过高兴之余也多少有点戒心。邓某暗地寻思，在西南我独霸一方，已成了土皇帝，凡事均可独断专行，目无中央，好不自在，再说卓琳也成了个土皇后，生活上穷奢极侈，遇事待人均可狐假狗威。若到了北京，仍然这般放肆，不免要露出马脚。因此邓某少不免对浑家关照一番道：“咱们在这儿是首长，到了北京可是‘脚长’了。说话办事可得当心点儿。”卓氏自然点头会意。不日便到北京上任去了，不必细叙。不过上一回说过，邓氏夫妇还有一桩省亲的心事未曾如愿。恰好这年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要开第四次会议，他便借口要回去总结工作，向中央告了个假，再凭着主管交通部门之便，竟弄来两架飞机，高高兴兴地浩浩荡荡地举家还乡了。读者当然会感到奇怪，邓氏一家最多不过十口。何以需要飞机两架？诸位有所不知，原来当地风俗习惯，姑娘嫁出去后，第一次坐牛车回家，必定要用两头牛拉。为的是落个福：“成双成对”。现在坐的是飞机，固然神气，但也必须“双飞比翼”。所以得要两机。反正人家是去“开会”，一切费用尽可以报而销之。到得西南兴师相迎，出廓扶将，自有一番排场，无需聒噪。
    却说邓修回京后，就升任了政务院副总理。这下子，他自以为象点“首长”而不全是“脚长”了。因此说话也就慢慢放肆起来。再则实在按捺不住对地主富农的钟情，便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要为“帅”请命。于是五三年二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讨论选举法时，就破门而出，高叫对于地主阶级分子选举权的限制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不久的将来……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又说“对于富农分子，一般并不存在有无政治权利问题，即是说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刘修一听邓某也有如此高论，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自然倍加欣赏。不禁拍手叫好；心想此人才智也如此“少……奇”，定是寡人日后搞复辟的好搭档，必须及早提拔。因此三年之后，趁八大的时机，将邓修连升三级，捧到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事后。刘修又语出有因地说道：“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的个人崇拜了。”真是：
    刘修遇邓修，双貉聚一丘。
    邓某既得刘修如此栽培，自然感激涕零，早有对刘修报恩之意。从此，刘邓便结成死党，自立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更招降纳叛，发号施令，在我国大搞和平演变，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将我国改变颜色。先说在八大上，两人一唱一和，一前一后，演了一出丑双簧。你道是何戏！原来刘修先在政治报告中着实把赫修捧了一番，埋下了伏笔。邓修紧紧跟上，和刘修互相呼应，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接着，学着赫秃子的调门，别有用心地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反映。”这还不满足，为进一步加强其影射的效果，便大肆攻击所谓“以集体领导的外衣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主观主义，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罪在不赦。舆论做够了，这厮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其实他早把“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这两个极为关键的原则性的规定非常恶毒地分别从“总纲”和“党员义务”中删掉了。这厮到六○年还规定报刊上只准提“毛主席著作”，不准提“毛泽东思想”；大肆攻击工农兵学毛著“庸俗化”、“简单”、“形式主义”。联系到他五九年以来就不向主席汇报工作，出国回来也不汇报，足见其狼子野心。
    再说五六年在邓某的独立王国西南区发生了一件不算太小的麻烦事。其实，这个病根子早在他当西南土皇帝时就埋下了。
    大家都知道，西南是蒋匪帮长期盘据的老巢。大大小小的特务，土匪、封建余孽颁布各地。所以当初二野进入西南后，清匪霸、肃反特的工作非常重要。而搞好这个工作，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二月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中已经指明，“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可是邓某又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西南局委员会议上，大肆吹嘘其“沿途地方团队(编者注，即反动的地主武装)允许其立功赎罪，暂维持地方秩序，不采取单纯地收枪遣散的办法。”正说明邓某对这些反动的地主武装和万恶的强盗土匪一贯的右倾投降，只热衷于搞上层的“统战”工作，大量“招安”留用。殊不知这些人是慑于我党我军的威力，不得已才假投降、假起义，一有机会就举行武装叛乱。这些叛匪解放初曾一度占领过贵州的多数县城，大量杀人越货。猖狂一时。正是由于隐患未除，一九五六年又爆发了“麻山事件”。这是苗族一些上层头人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匪等挑拨民族关系，发动的又一起武装叛乱。结果杀害了我革命干部和群众多人。当地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平乱，可是贵州省委内以邓修老部下周兴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不以为然，按着邓某的老法子仍然坚持用“招安”解决。更荒唐的是他们还组织了“慰问团”去慰问土匪，真是“为虎捉虱”。害得慰问团的团员险遭毒手。后来还是解放军坚决平乱，勇擒匪首，才镇压了下去。这本来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是周兴之辈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想到这是违反邓某一向的“政令”的，连忙给匪首松了绑，再三表示歉意，然后设宴款待，聊以压惊，再使之到贵阳等地参观，以示鼓励。另一方面却处分我军坚决镇压叛匪的指挥员，把一位营长撤了职。一赏一罚，爱憎何等分明，贵州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兴等还自鸣得意，总结了一份“善后”报告，送到邓某处，邀功求赏。不出所料，邓某倍加推崇，立即批发到全国作为处理民族地区暴乱的“好榜样”。真叫人啼笑皆非。因此到五九年在邓某亲自过问的西藏竟发生了大规模反革命叛乱，这决不是偶然的。
    再说，苏共二十大收场不久，由于赫秃背叛，帝修勾结，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高潮。波、匈事件闹过后，国内一些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直到赤膊上阵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无所不用其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然更按捺不住，于是刘修邓修双双粉墨登场，一唱一和，各有分工。要知邓某放了什么毒，下回自有分解。


第七回　入清华修徒演修经　游遵义骗子耍骗术

    上回讲到刘邓两修在八大上合演了一出吹捧赫秃、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剧。接着便是国际国内一股反共妖风，滚滚而来。刘邓自以为气候大好，自然跳将出来。
    五七年一月十二日，邓某跑到清华大学，对着一万多师生员工，口若悬河。他再三宣扬苏联阶级已经消灭了，说斯大林的错误是“阶级消灭后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社会主义胜利了，专政机器应该衰退了减弱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等等等等。完全充当了赫鲁晓夫的传声筒。
    毛主席教导我们，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可是邓修却说，“美国为什么能在台湾胡搞？就因为我们没有导弹，没有原子弹。……帝国主义怕不怕我们呢？我看不怎么怕。”公然宣扬唯武器论，与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大唱反调。
    本来，在工业管理上，苏联的“一长制”和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都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邓某仍然在报告中为之涂脂抹粉，说什么“不要把‘一长制’说成绝对的坏或绝对的好，也不要把‘工人委员会’说成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还“告诫”我们：“不要吹牛，……不要企图到处去贩卖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们的不是。”可见在邓某看来，马列主义并不香，修正主义也不臭。
    邓修还无耻地鼓吹“慢点好”的右派言论，恶毒地说什么“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也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却稳当。”公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往后拉。
    读者一定还记得，正是1956-1957年间，因为赫修大反斯大林，导致波、匈等一系列严重事件，从而造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望一度下降。只有我们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捍卫了大方向，成为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可是邓修在这次报告中却评论道：“中国党发言有一定的力量，没有其它本事，因为有六亿人民。”可恶的是他竟然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赫秃子说中国只有六亿个“肉弹”，恐怕还是从邓某处来的呢！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邓大肆宣扬赫氏的“和平竞赛”，说什么“我们是‘黄河为界’，西边到易北河，东边到三八线，我们搞好这一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竞赛吧！”这与全国解放前夕的“南北朝论”何其相似乃尔！
    短短几个月，邓某在各种场合下类似的言论还很多，不胜枚举。
    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邓某始而惊惶失措噤若寒蝉，继而和刘少奇等狼狈为奸，且战且逃，总算勉强又混过了一关，暂时隐蔽一下，待得气候适宜，再作复辟打算。
    以前已有交代，邓某年轻时就是个浪荡公子。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第二回还说过他在长征途中的颓废生活，潦草作风。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也依然对正经事漫不经心。吃喝打牌，从不间断。稍后，他在西南当土皇帝时，峨眉山则是其避暑胜地。入京后，每年定必“出巡”一两次，以至两三次。冬则南奔，夏则北游，甚有规律。
    且说当下已是一九五八年。在五七年反右的基础上，全国人民意气风发，高举三面红旗，夜以继日，全力奋战。在如此动人的日子里，好游的总书记当然是闲不住的了，因此活动也倍加频繁。中央四月在成都开会，他二月份就提前去西南，在云南赶上了‘三月三”佳节。会议完毕，正值春去夏来，于是经天津奔东北。在那里，参观了小丰满的景色，哈尔滨的大桥，长春的皇宫和金库，旅大的木乃伊，……。从东北回到北京，已是十一月，于是挂了个“视察”大炼钢铁之名，由杨尚昆陪同，又一次去西南。由于川滇一带在春天已经游过，这次的重点是贵州。
    读者也知道，四川是他老家，云南有他丈人，常去着点是有缘故的。唯独贵州，他去干什么呢？长征时，他走过，现在何必远途跋涉旧地重游呢，关键就在长征这段历史上。正是：
    业不务正，已留臭事多桩；
    无中充有，再演丑剧一场。
    却说一九三五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第一、三、五军团的政委，第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以及第五军团的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计十八人。当时的宣传干事邓小平，压根儿就沾不上边。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邓某人这次却是专为“雕塑”这段历史面来贵州的。但见他专车直奔遵义，马上驾临遵义纪念馆。工作人员闻讯，早在馆前等候多时。邓小平、杨尚昆、李井泉一行人下得轿车，鱼贯入馆。
    在一楼的陈列室里，当年与会者十八人的照片十分显目。邓小平顿时把脸一沉，别人却猜不透他有何心事。楼下匆匆看过，便上得楼来。楼上是当年的会议室，陈设朴素大方，会议桌上摆有十八套茶具，四周是十八张椅子。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邓某那厮却装出一付假行家的模样，煞有介事地说：“晤，是的，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接着就指指点点，一会儿说这儿布置宽了，一会儿说那儿布置窄了。大家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他知道得那么详细。后来还是他自己点破了题，指着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说，“开会时我就坐在那里。”这一句话分量可不轻，顿时把纪念馆负责人吓得手足无措，遍体流汗，心想：“我这回把总书记从遵义会议上除了名，怕要十杀不赦了。”幸好邓某这天特别“宽宏大量”，全不介意，并且还颇有讨好的味道。气氛总算不致于太紧张。
    邓某等人走后，自有一些御用文人为之鼓噪。有一个叫肖×的写了一篇《邓小平同志在遵义》的奇文，在贵州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大登特登，既捧了邓修，又捞了名利。文中说什么：“遵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愿望实现了。……”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少不免操劳一番，到处搜集邓小平参加会议的旁证材料。然而所有线索都一一落空。据陈昌奉的回忆，遵义会议期间，他根本没见过邓小平。无可奈何之下，纪念馆一再要求杨尚昆帮个忙，证明一下，以便早日修改陈列。这事对杨某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难题。要知道尚昆怎么证明，请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刮五风邓修乱吹牛　藏祸心黑帮假蹲点

    上一回说到邓某厚着脸皮，自吹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只得四出调查，寻找旁证材料。自然，没有人能证明。最后只好强烈要求那次陪邓某参观纪念馆的杨尚昆作证。杨知邓理亏，不敢证明，又怕得罪了邓，只好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给纪念馆去了一纸公文，写道：“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事情只好暂时搁下。
    再说邓修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招摇撞骗一番后，又召集了遵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大刮其“五风”。他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县委书记们见他如此信口开河，只好以沉默来表示抵抗。邓修见无人提出异议，以为自己讲得有道理了，于是就说得更来劲了。他点了一支香烟，呷了一口茶水，漱了漱嗓子，干脆站起来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真不愧是“牛皮公司总经理。”不过，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庸俗牛皮，大家在赫鲁晓夫那里听得够多的了。但可恨的是，这一小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听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和郑州会议的警告，到处瞎议论瞎指挥，使我们的工作受了损失；过后这些人又倒打一耙。邓修那厮在五九年二月，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就开始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说：“我们还有人言过其实。我们要说的少，做的多，不能说的多，做的少。……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
    正是这样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企图篡党篡政。彭，黄、张、周首先跳了出来，却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给揪住了。而刘少奇一见大势不妙。连忙把头一缩，骂了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之后，又冒充一番左派，混过了关，唯独邓小平混过关的方式却别具一格。其中详情，还需从头说来。
    前面说过，邓某老早就是个麻将迷，和罗瑞卿、杨尚昆、李井泉三人是最好的牌友。但自解放后，逐渐觉得麻将有点土里土气了，需要从西洋玩意儿里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为此五二年开始就和李井泉一起练打台球。那厮可真是学什么爱什么，玩什么迷什么。年轻时打麻将是通宵达旦。现在年纪大了，但打起台球来，也必到半夜方休。要是赢了还好，输了的话，一两点钟还不肯下台。警卫员等实在熬不过时，只好悄悄地告诉邓的对手，赶紧设法输给他一局，以利结束战斗。到北京后，邓又勾结旧市委万里等一伙黑帮，盗窃国家建筑器材和大量资金，在养蜂夹道修建一所“高干俱乐部”，内中设备豪华，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是专供邓小平打球、饮宴、寻欢作乐的去处，也是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魔窟，堪称是一所邓氏“裴多菲俱乐部”。
    话说庐山会议前不久，一天深夜，邓某打台球正来劲，猛一后退，没想到绊了一跤，跌了个四脚朝天。那付老朽的骨头经不住这一震动，把大腿骨震碎了一根，当时自有一番抢救场面，不必细述。只说邓修却因祸得“福”，躲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
    按理说，他和彭德怀一向关系密切，在抗日战争时就在一起推行了右倾投降路线，他见彭德怀被揭发出来了，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却又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这一场斗争。于是装成若无其事，干脆对庐山会议不闻不问，连一份书面发言也不写，却躲在医院里，整天听一些黄色川剧的录音带。
    总算是他的狗运好，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他的尊腿完全愈合了。出院后，在家将息了几个月，到六○年上半年又想出去玩了。于是请陶鲁笳、刘秀峰，万里等陪同，去山西“视察”工农业建设。一路上打牌聊天，吃喝睡觉，十分高兴。
    所到之处，作为长长见识，新新耳目，工业建设倒是看了一些。而所谓视察农业，则只是在火车上一掠而过。所到之处，县委的同志少不免请他接见一下，作些指示。他说：“可以在一块儿照个象，就算见面了。”事后，他对晋南农业的视察结论是，“男女老少穿的花衣服还不错，就是牛太瘦。”“视察”得较深入的，唯有晋祠与洪洞两地。晋祠乃山西最有名的风景区，邓某游此本无足怪，唯有为何独爱洪洞县一事，随行者也莫名其妙。到了洪洞县，他找了个向导，领着大家到一问普通民居去。但见院内除有水井一口外，别无其它名堂。邓某却眉飞色舞，在此向众人大讲“苏三传”。原来当年的苏三就是在这里“起解”的。从苏三，又谈到川剧，那厮就更开心了，翘着大姆指说：“不喜欢看川剧的人，就不懂得文明！”不过读者不可不知，他所羡慕的“文明”，实为《百花赠剑》、《花手盘馆》，《九流相公》，以及后来的《抓壮丁》等低级下流，封建反动的剧目而已。无怪乎，在六三年江青同志领导戏剧改革时，邓修之流拚命抵制，说什么“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可现代戏我就是不爱看。”妄图阻止革命。更为甚者，当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遭彭真之流排斥、打击时，向邓小平提出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邓却无动于衷，不肯露面，继续怂恿彭贼横行霸道。
    闲话休提，却说一九六一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在广州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五九年还没“放”够的邓小平，这时又跳出来污蔑三面红旗了。说：“从五八年后，那‘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不如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了。……搞公社，步子就迈的太快了，与从前不同了，没有把高级社的优点发挥起来。”其实，谁都明白，当初的“共产风”、“浮夸风”正是刘邓之流刮起来的。现在他们闭眼不看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却来反攻倒算了。所以主席在会上批评他们不到群众中做调查，不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向群众寻求真理，而是高高在上，只听汇报，看下面来的报告就指导一切，这样就不可能不犯错误。邓某在会上只好假意做了个检查，表示回去后一定到农村蹲点。心里却想，“去就去，怕什么！我正嫌‘子弹’不够用。等着瞧吧，半年后咱再算账！”
    果然，六一年五月，邓修把这一“调查”的重任托付给心腹彭真，叫他好生安排。于是，邓自领着常浦、王汉斌、肖甲等杀奔顺义；彭真亦带领赵凡、赵鹏飞等逃驻怀柔，刘仁则指挥项子明、崔月犁、刘涌分赴丰台、通县等地。这一伙大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每到一处就处心积虑地寻找、搜集人民公社的所谓“缺点”、“错误”，“调查”“五风”从何处刮来。真是白日见鬼。
    此处单表邓修在顺义“蹲点”的盛况。那天，邓修领着一彪人马，开了一列高级专车，直奔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顺义而去。车上备有从北京装运的多种食品，甚至饮用的水也要由北京运来。为了停放这一列车厢，不得不在牛栏山火车站修了一条专用线。邓某吃在车上，睡在车上，“办公”在车上，打牌也在车上，廿多天的“蹲点”中难得几次到村里走走，也难得几次到县里开个会。每天午睡起来便开始打桥牌，直到深夜一两点。
    说到打牌，此处还需要交代一笔。自从五九年那厮摔断大腿后，就谈虎色变，不敢再打台球，兴趣转到打桥牌上去了。于是养蜂夹道更为热闹，每逢星期三、六的晚上，星期天更从下午开始，都是邓某固定的打牌时间。万里、吴晗、项子明、王汉斌、周游、胡耀邦……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轮流奉陪，名曰“值班”。为此事曾经一度引起卓婆的恐慌，因为聚会如此频繁，花费如此之大，如果算起账来，怕够她家受的。好在后来万里给她说明，一应费用由市里报销，卓琳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打牌有个规矩，输了是要钻桌子的。自然，这方面邓某是占便宜的，因为他个子矮，钻起来总要方便些。别人挺高的个子，实在不想输。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反动文人吴晗。此人本来桥牌打得不错的，就为的是讨好邓某，愿意装输，所以甚得宠爱，经常被亲热地称之为“教授”，赞曰:“教授肚量大，不怕输。”因此邓修不论到什么地方，总得设法把吴晗搞去奉陪，非此不过瘾。这次在顺义，少不免又得秘密招了吴晗来专门陪同。二十几天过去，最后让王汉斌等人代写了一分“调查”报告，便算蹲点完毕。而可恨的是，那厮自以为经此一番“蹲点”，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更疯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举进攻。
    这一着，有分教：
    矮子欲试黔驴技，无情好梦空一场！
    要知邓修是怎样进攻的，请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畅观楼上下妖风紧　北大园里外杀声高

    却说六一年五、六月间，邓小平在顺义很不象样地蹲了二十几天的点，不去看看人民公社的主流，却专门收集一些所谓“缺点”、“错误”，自以为得意，于是又伙同彭真在七、八月间搞什么“工业调查”，八、九月间搞什么“财贸调查”。他们在各行各业各部门，无孔不入地到处搜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反三面红旗的炮弹，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为了从经济基础上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亲自出点子，指使薄一波，打着总结经验的旗号，于这年九月份炮制了“工业七十条(草案)”。毛主席在一九六○年就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批判了苏联的“马钢宪法”，批示了“鞍钢宪法”，这是我国办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大法。而“工业七十条”实际上是苏联“马钢宪法”的恢复和发展，是邓小平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指示的铁证。它通篇不讲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提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走群众路线，却大搞物质刺激，大讲金钱挂帅，大走专家路线，妄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改变颜色。
    接着，更大的阴谋又开始了。经过刘、邓的精心策划，六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彭真把项子明叫到家中，对他说了一番黑话：“这几年工作中有不少问题，主要是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点，就大办起来，违反了客观规律性。现在遇到的困难，虽然天灾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头脑发热，掌握政策不稳，也是重要原因。不晓得怎么搞的，到处一哄而起。有些省‘五风’刮得很严重，中央也有责任。……有些文件是个人批发的，难保没有问题。你组织一些人也查一下中央文件，看看有什么问题，看头脑发热时办了些什么事情，中央文件中有无提倡‘五风’的或是批转了一些有问题的报告。要从中取得经验和教训。比方有些口号就是主观唯心的东西。你和李琪，王汉斌商议一下，人不要多，找一些头脑清楚又熟悉情况的人，要能看出问题的。这件事由邓拓负责指导。”一句话，是要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黑材料了。
    说话间，项子明、王汉斌等领着一班黑秀才加上随从打手，一行十几人，带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所有文件档案，偷偷摸摸地来到西郊公园的畅观楼。安顿停当后，项子明首先传达彭真的意图。最后，为了“绝密”’特别强调，“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可以敞开来说，但出去不要讲，出去讲了自己负责，别人不认账！”反革命“杂家”邓拓也乘机煽上一股阴风，说，“这几年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原因在那儿？有天灾，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总之是不符合客观规律性，犯了路线错误。”接着煽动性地叫嚷：“浮夸风是从哪几刮起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找。敢于从中央文件中找问题，提问题，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讨论。”读者可以翻一翻同时期的《三家村札记》，就会发现，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发生之日，正是大毒草《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两则外国寓言》等出笼之时。正是：
    畅观楼头，纵横妖魅谋不轨。
    三家村内，暗藏毒箭起祸心。
    于是畅观楼上下，各设一摊。但见楼上楼下，妖雾袅绕，瘴气纵横。他们每有“发现”便如获至宝，得意洋洋，高声朗诵，议论纷纷，七嘴八舌，信口雌黄，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极尽其讽刺嘲笑，指摘攻击，歪曲污蔑，挑剔诽谤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
    一切准备停当，在六二年一、二月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刘、邓终于赤膊上阵，大肆攻击三面红旗。邓小平更是一马当先，大叫：“要恢复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还提出，“可否两三年内基本停止建设。……连国防也可以考虑停下来，”并且居然斗胆伙同刘少奇、陈云伪造巨额赤字，以要挟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指出，“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第一次。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难免的，这是必需支付的学费。全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经验，就一定会胜利前进。”周恩来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和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使刘、邓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刘、邓见他们的阴谋不能在中央会议上得逞，便到处煽风点火，以期在全国造成一定的气候，好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四出活动，到处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如邓修就大叫：“相当多的农民要求分地，我们比五七年减产很多。”“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久，邓某又用中央名义发了一个“调查提纲”，要调查单干的好处。从此谬种流传，一时什么“十边地”，什么“自由市场”，什么“包产到户”……搞得鸟烟瘴气。地、富、反、坏、右欣喜若狂，纷纷要求翻案。刘、邓此时趁机推波助澜，担当了为“民”请命的角色，掀起了翻案风的高潮。
    其实翻案风早在一九六一年春就有了苗头。那时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作了急先锋；刘少奇在六二年初更叫嚷：“彭德怀不能说的话别人可以说，”是为总动员令；六二年二月从组织上付诸行动。刘、邓指令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要直接抓山东、安徽、中央直属机关的翻案工作，但美其名为“甄别”。黑司令一声令下。黑喽罗紧紧跟上。但见，张启龙、钱瑛、王从吾、乔明甫，李力安等黑干将马上各带一彪人马，杀气腾腾地分赴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河南各省。张启龙大叫“六不算”：会上说的不算错误，会后谈的不算错误，无旁证的不算错误……；钱瑛则“发明创造”了一条独有的“经验”，由翻案人自做“甄别”结论，然后大搞官复原职，补发工资，有的人补发额竟成千上万元，简直发了“翻案财”；王从吾则恶毒污蔑河北的反右倾是“有辫子抓辫子，没有辫子抓头发，没有头发抓头皮。”一时黑风滚滚、浊浪滔滔。正是此时，邓某亲自出马，到上述各省“视察”翻案情况。结果对翻案工作表示满意，回京后指示中央监委代中央起草了《加速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县以下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批判和处分，都“一风吹掉”。杨尚昆也不甘落后，大叫“右派甄别势在必行”。龚子荣闻风而动，立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全面铺开，陶铸、王任重则在南方遥相呼应，首倡“一风吹”、“一火烧”等妙法，即以前的错误一律不算，以前的材料统统烧毁，余下的是结论两行：“经过甄别，原结论和处分都是错误的，取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职。”举国上下霎时间好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但是：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当刘、邓及其党羽大刮阴风，得意忘形的时候，六二年九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英明指示，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和其他反革命逆流，给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当头棒。接着，在毛主席的发动下，全国城乡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邓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胆战心惊。因此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刚刚主持制订了“前十条”，九月，刘、邓就伙同彭真匆忙炮制了形“左”实右的“后十条”，并由王光美这个臭名昭彰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亲自拿去兜售，搞什么“桃园经验”，流毒全国，企图扼杀刚刚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桩罪恶，在《刘修外传》中说得清楚。这里单表在邓小平指使下，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如何被扼杀的。
    却说刘邓这一小撮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争夺青年一代，一贯竭力反对教育革命。六一年邓小平主持讨论“高校六十条”，把这个修正主义的文件吹捧成“好文件”，又说“原稿上的‘兴无灭资’可以不提。右派教师也可以起主导作用。”六三年邓小平还亲自审查批准了一个关于学位学衔的制度，妄图用名利来腐蚀青年。毛主席立即制止了这个制度。总之，在教育部门，由于刘邓彭陆的罪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触目惊心。例如北大在陆平黑帮多年的把持下，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一些坏人混入党内，成了中上层领导干部。他们利用篡夺得来的党、政、财、文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打击革命左派，排挤工农干部。在技术物理系，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阶级报复事件。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驱使和欺骗复员军人在缺乏劳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实验，使几个复员军人得了严重的×××病，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六四年七月初，中宣部不得不派出调查组到北大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组刚刚到校，彭真就派了彭佩云尾随而来，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说是“蹲点”，实际上是监视调查小组的活动。
    十月，北大社教运动正式开始，革命群众很快就揪出了陆平黑帮。邓小平、彭真之流对此怕得要死，怕得要命，只是口头上不得不表示支持，暗地里却指示陆平、彭佩云加紧抵制，伺机反攻。
    六五年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了“二十三条”，清算了“桃园经验”形“左”实右的错误。彭真却故意把它歪曲为“反左”的文件。匆忙于一月二十三日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更让陆平、彭佩云在会上大放厥词，向工作队和革命群众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一举把社教运动攻垮。但是，陆平等的反革命谰言，立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有力反击。彭真一见大势又不妙，如果继续辩论下去，势必暴露了幕后的指使人。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打出中央书记处的旗号，高挂免战牌，下令双方停止争论。为了扭转败局，彭真急忙向邓修求救。果然不久邓小平就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妄图挽救败局，这一来，自必又有一番厮杀。欲知详情，下回自有分解。


第十回　革命左派造反有理　反动死党插翅难逃

    上回说到彭贼想利用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陆平翻案。但左派绝不妥协，且据理力争，直弄得他们的老底大有被揭破之势。彭乃慌忙下令休会。回去急找邓修密议。邓修一见时局危急，也就顾不了幕后操纵的嫌疑，连忙于六五年三月六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北大运动横加三大罪名：一曰“把问题性质搞错了”；二曰没有一进门就和陆平等“三结合”；三曰“斗争方向有严重毛病”，对陆平搞了所谓“过火斗争”；等等。于是决定由万里召集北大当权派在国际饭店开会，即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以重新组织反革命的阶级队伍。会上前市委派出大批干部，鼓动他们翻案。实为准备反攻倒算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从此，北大的社教运动逃到了一个困难时期。五人小组成员宋硕在前一阶段五个月时间里一言不发，这时却积极起来了，在大会小会上不断散布万里在国际饭店会议上的黑话，极力挑拨北大党员向工作队反攻。但是北大党员上当的极少，革命派并没有屈服，优势仍然在革命派的方面。彭真便指示宋硕设法在工作队内部物色叛徒。宋硕不负所望，很快就看中了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常了解彭真的意旨后，突然活跃起来，到处收集运动中的“缺点”，向中央写了一封控告信，中伤工作队长张××。该信由彭其、陆定一送到邓小平处。邓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示，“我看张××同志在北大三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的领导问题。否则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下去，北大的工作要受损失。”根据这条“批示”的精神，在彭真和陆定一的直接指挥下，四月二月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工作队部分骨干会议。会上对张××展开了斗争，结果撤了张的工作队长职务，换以许立群。又把原来的五人小组扩大为九人小组，吸收陆平、彭佩云、常溪萍、戈华参加，至此，北大社教运动的领导权便落入反革命黑帮的手中了。
    但是，广大的工作队员是有觉悟的，他们仍然支持革命左派，这使黑帮分子十分恼火。于是九人小组于六月十四日向邓修提交了一个报告。报告中给陆平大唱赞歌，说什么：“北大的核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可以信赖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是好同志……”；又借口什么任务重、时间紧，无法搞运动，提出让工作队“放假”，实际上是把工作队踢出校门，不准革命。邓修见此报告，自然大喜，立即批准。
    于是六月底，陆平就趁热打铁，在北大临湖轩召开干部会议，宣布立即“整风”。这时，他们的工作又不“忙”了，可以搞运动了。会上，陆平得意洋洋地说，“有人又要说话了。你们早不整风、迟不整风，偏偏在工作队走后整风，是不是要进行阶级报复呀？”陆平说罢，自有一伙爪牙狰狞地狂笑起来。正是：
    临湖轩内舞群魔，未名湖畔乱蝉狂。
    为了便于控制局势，使右派势力得以占优势，这次“整风”会，在国际饭店召开，故称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会议历时七个月，消耗了二十多万元，会上会下共整了几百名积极分子。但是革命左派是压不服、打不垮的。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在黑帮分子面前昂首阔步，怒目横眉。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毛主席的著名诗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心里明白，那些粪土不如的“万户侯”就是彭真，陆平之流。
    最后，看看会议实在开不下去了，彭佩云就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关于聂元梓的结论性意见，企图以此迫使左派接受，至少也在此基础上讨价还价。自然立即有众喽罗一哄而上，鼓掌附和。可是，革命左派不吃她这一套，压根几不和她讨论这个所谓“结论”的具体内容。而从根本上反对给聂元梓同志做结论，进而继续揭发这些黑帮分子的罪恶行径。左派厉声责问：“这是不是会议结论，如果是，需要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表决；如果不是，对我们没有约束力。”这一着，使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狼狈不堪。最后彭佩云只得支支吾吾地说：“选只是领导小组的一个结论性意见，大家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对同意的人有约束力，对不同意的人没有约束力。”于是历时七个月的反革命阴谋遭到了破产。
    这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由于江青同志的努力，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刘邓黑司令部的急先锋吴晗被揪出来了。后院着火，陆平、彭佩云之流也就不敢恋战，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在六六年一月草草收场。但是，“妖为鬼蜮必成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马上抛出了反革命的黑纲领《二月提纲》，企图包庇右派，打击左派，把文化革命引入邪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指出《月提纲》是是非不分，压制群众，束缚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还批评彭真、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接着，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阴谋相继揭露。于是，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订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宣布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死刑。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陆平、彭佩云等预感到末日已到，惊惶万状。刘邓急忙指示蒋南翔等予以压制，不准发表，还以种种清规戒律，来束缚群众的革命行动，妄图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但是，六月一日毛主席一知道这件事，立即通知康生同志马上发表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并誉之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全国各地点燃起来，大有燎原之势。刘邓为了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便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利用大权在手，违抗毛主席的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不顾陈伯达同志的坚决反对，到处派出大批工作组，以控制局势。如此还嫌不足，更出动妻子儿女，暗传黑令，幕后操纵。如刘修凭借王光美及刘涛左右清华局势，又通过刘平平对师大一附中牵线；邓修则靠邓朴方与邓楠出鬼谋于北大，靠邓榕控制了师大女附中，靠邓琳捣乱于中央美术学院。正是：
    派得灭火消防队，更遣妻儿子女兵。
    这些刘邓工作组，每到一处，不斗黑帮，却专门向左派寻衅。革命左派自然奋起迎击，当仁不让。北大首先发难。六月十八日，革命群众自动起来斗黑帮，却被工作组长张承先污蔑为反革命暴动，予以镇压下去。报告首先打到刘修处。刘大喜，立即挥笔批曰：“全国照此办理”。邓修亦自然正中下怀，顺手在文上划一圆圈。于是霎时间，妖风滚滚，恶浪滔滔。他们以排除“干扰”为名，发动一系列锋芒指向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扬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但是，革命左派为了捍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中国不变颜色，死都不怕，难道怕当“反革命”吗？他们坚信，有伟大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革命必胜，反革命必败。
    七月中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了，毛主席立即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七月廿四日，中央开了会，决定撤消工作组。开完会邓小平垂头丧气地跑回家中，神经质地大嚷：“大学撤，我同意，中学我不同意！”但是：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管邓修愿意不愿意，工作组还是一个不剩地撤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从此文化大革命逐步深入，虽然几经反复，但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归被揪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的“老革命”外衣也被撕开了。这些，读者都有亲身经历，不必絮聒。只是有一桩事，还要交代一笔。
    第七回说过，邓修于五八年企图“挤入”遵义会议，由于证据不足未遂。乃于六五年秋天，再去遵义“视察”。自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此行之目的，实为催促纪念馆的“修改工作”。纪念馆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闻讯，始则惊惶失措，继则下定决心，为了讨好邓某，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党史，匆忙在会议室多摆了一张椅子，多设了一套茶具，而一楼的巨幅照片，自然也从十八个增到十九个了。邓修看罢，万分高兴，着实夸奖一番。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在文化大革命中，英雄的红卫兵和纪念馆的革命派起来造了反，把邓修的狗象倒挂了起来。被歪曲的历史恢复了她本来的面目。凡去参观者都为之拍掌叫好。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同志们，让我们乘胜追击，把刘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编后附记

    邓小平，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混进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埋在毛主席旁边的定时炸弹，终于被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
    陈伯达同志说：“刘邓的思想作风是和毛主席相对抗的，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楚。那是很危险的。……在某种程度上说，邓小平比刘少奇更狡猾、更荫蔽、更危险。”
    邓修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与刘邓誓不两立。我们既有勇气把刘邓拉下马，更有决心把他们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修外传》就是在这种战斗激情中赶写成的。但因所占材料不全，成文时间较短，加之作者水平所限，编后深感意犹未尽。考虑到配合大批判的高潮，暂先付印。热烈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提出批评修改意见和提供材料。来信请寄清华大学三号楼419室。
    本小说中，有关邓小平的一切言行，均有揭发材料，绝无杜撰，顺此说明。
    红代会清华井岗山兵团《老实话》《遵义曙光》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编者的话

    扒手可恶，人人痛恨之。政治扒手，危害更大，更应痛加批判。然扒手奸刁，不易识破，要抓扒手得费一番功夫。本小说，就是要剥开三个大扒手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的画皮，使其狰狞、奸恶之面目暴于光天化日之下。
    本作品虽系小说，然所据材料均系较可靠之大字报或访问记录，作者力求符合历史的事实，绝无无中生有之心，更无弄虚作假之意。然而因所占材料不多，写作时间不长，加之作者思想水平的限制，错误和缺陷一定不少。如读者发现有错误或不真实之处，可向作者指出；其它原则错误或写作不当之处，更欢迎大家批评指出。
    本文曾抄成大宇报，连载于清华大学。这次出版又作了增补和修改。我们欢迎传抄、翻印。
    《老实话》战斗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稿


第一回　王门女拜贼认干亲　刘某人纳宠容败类

    词曰：清华傀儡，背后有扒手，这个出场那个走，全把群众当阿斗。
    两万师生员工，岂容丑类逞凶，四卷雄文在手，长缨誓缚黑龙。
    这首《清平乐》说的是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剪影。
    话说清华、北大，不仅是著名的学府，而且是历来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学生运动的中心。于是在这次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扒手少不免就闻风而来了。北大的暂且不说，单把清华园内的扒手叙述一番。读者们切不可以为他们到清华园就是想在这里显显身手，那就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扒手的后面还有大老板。如今全国革命群众都在鸣金击鼓，下定决心，要把大大小小的扒手和他们的后台大老板统统揪出来，正是：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先说说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这人可是大有来头，有诗“赞”曰：
    王门千金女，蒋特小干亲。叛徒知音友，刘家老板娘。
    原来第一号大扒手姓王，小名光美，天津人氏，先父为有名的大资本家，名王槐青，以擅长剥削发家著称。王氏从小娇生惯养，中学时代在蓝衣社控制下的志诚中学念书，是有名的“校花”。以后又混到辅仁大学去，和一帮公子哥儿、神甫大亨打得火热，成为地道的“交际花”。其人又拜倒在王叔铭门下，认作干女儿。读者，你道王叔铭何许人也?不说则已，一说要吓人一跳。原来王叔铭在当时是蒋匪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五二年又升任蒋匪空军司令兼参谋总长，六四年任蒋匪帮驻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首席代表。怪则怪在如此一个“王门千金女，蒋特小干亲”，居然成了“刘家老板娘”，这当然与一伙“叛徒知音友”的拉拢撮合分不开了。且容慢慢说来：
    却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初，在北平有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这里，王光美当时是我方雇用的英文翻译，可不是我方的干部。她当时的打扮确实和我方人员大不相同，满身香风臭气，奇装异服，局外人真要以为她是蒋方或美方人员。再则我方人员外出，都怕有人钉梢，唯独那王光美“无所畏惧”，大摇大摆。人家都住集体宿舍，她虽然也有一个床位，可是总也不在这里过夜，每天骑着女式洋车，上班即来，下班即去。她对上级，倒是能够阿谀奉承，人情味十足，而对一般工作人员，则以白眼相待，爱理不理，一副十足的臭小姐架子。当时大家都十分纳闷，是谁把这样一个活宝货招进来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匪在美帝帮助下，积极进行了针对我解放区的军事部署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随着，我方代表团撤返延安。当时对于一般雇员，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如果本人愿意，也可以随同西行。至于王光美，她本人当时就有去美国留学的打算；她老子有财又有势，更有如此得力的干爸爸，安全问题怕个啥?如此娇气的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选择延安的道路?可是没想到，她果然去延安了!这又使大家十分纳闷，是谁把这样活宝带到延安来的?
    到了延安，她被安插到外事组。大家也纳闷，是谁把这个活宝安插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
    现在，谜底初步揭开了!原来叛徒安子文、反党分子徐冰、杨尚昆等人对王光美的赏识，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但是妙事还不止于此，妙事还在后头呢。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话说当时有个刘某人，专爱“吃小亏占大便宜”，而且有点“寡人好色”的毛病。四十三岁时，自称只有三十二岁，以极鄙劣的手段诱骗了一个十六岁的女护士为第三任夫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人家才知道他此自己大二十六岁，而且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骗了就骗了吧，反正生米已煮成熟饭，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无奈刘某色性难改，喜新厌旧，为了达到另娶新欢的目的，他对妻子百般打骂，凌辱，政治上毫不关心，嘲笑她为“小党员”。其妻子不堪虐待，于四五年提出离婚。过不久，因怀孕在身，不得已而复婚。复婚后虐待如故，四八年初又第二次离婚。
    话说王光美四六年秋天到了延安，通过安子文等人的拉扯，不久结识了刘某。刘亲自找王密谈过一次，自然王氏受宠若惊了。刘某离婚后，两人过从更密。王氏经常借故单独到刘家。当时刘涛等人方两三岁，王氏居然以保姆为己任，混熟之后，居然让刘涛等称她为“妈”。这样“大方”的姑娘世界上可真不多呀!既然这样，干脆两人就结婚了吧!但事情也不那么简单。那王光美是这么一个资产阶级味道的小姐，在机关内是入不了党的，而刘某人又是如此显要人物，怎能随便与她结婚呢?所以好事未谐，而刘某人于四八年春夏之间与一个姑娘结了婚，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不几天就宣布离婚了。此后，外事处就展开了一个紧张的争取吸收王光美入党的活动。无奈一般党员不买帐，可是重压之下终算是通过了。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反党分子徐冰。不久，刘某便以第六次结婚娶了王光美为第五任夫人。由于臭味相投，婚后两人倒也夫妻和睦，言听计从。虽然按刘某的标准说，王光美也不过是一个“小党员”，可是刘某没有按“小党员”给予前妻那样的待遇。反之，凡有军机国事，刘某一一告诉了王氏。没想到这一来，差点儿耽误了民族前程。原来我党决定了四九年初解放北平的计划后，王氏曾托反党分子范长江携两封信到北平给她的资本家父母兄弟，信中除了说她已经嫁给“一个很受大家爱戴的人”，又“少奇……”如何如何夸女婿的把戏之外，竟还暗示了我军于春节前后解放北平的计划和企图暴露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幸而范长江稀里糊涂没把她的家信放在心上，一直忘记了，直到去年给他治罪时才搜出这两封信来。否则，天晓得我们解放军同志要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的解放事业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够人寒心的。
    解放后，王氏更享尽了荣华富贵。且不说她在国外大出风头：紧身的旗袍，闪闪发光的项链，做作的表情，与大流氓苏加诺拉拉扯扯，作尽下流丑态，丢尽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在国内，却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看，经反党分子徐冰的推举，王氏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且不说。连她的大资本家哥哥王光英也挂了一长串头街：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省委委员，河北省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刘少奇甚至企图把他拉入党内来，据说是给资本家作个榜样，证明“时势造英雄”云云。王父生前也当了北京市文史馆馆员，连王母也成了北京市政协委员了。大吸血鬼王槐青死后，王光美居然给立了个大墓碑，以尽孝道。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该狗碑已让红卫兵小将给砸了个稀巴烂，真是大快人心!所以有人将王光美比作杨贵妃，套《长恨歌》以嘲之，好在“汉皇”本来就姓刘，所以套起来颇为现成：
    汉皇重色思倾国，梦想多年求不得，王家有女早长成，抛头露面人人识。天生媚质难自赏，一朝选在寡人侧。矫揉造作百媚生，四任裙荆输颜色。 父母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某些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这是从大字报抄来的，可惜下面残缺不全了。只是依稀还认得最后两句仍然是“天地长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大概是说他们绝没有好下场的意思吧。要知究竟他们下场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刘王氏来不怀好意　清华园内如此三同

    话说王光美嫁得乘龙快婿之后，早已“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飞扬跋扈，言听计从。而刘某人早有野心，对抗毛主席，自己搞一套。读者还可记得，一九六三年该王氏在老刘的指使下，到桃园大队蹲点四清，专门“扎根串连”，搞得神神秘秘，冷冷清清，专整社员群众和基层干部，放走了牛鬼蛇神，任人唯亲，包办代替，结果炮制了一个“桃园经验”。到处散布，流毒全国，以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造成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歪风，破坏四清运动。
    今天，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刘家却看中了清华园这块肥肉，又想炮制个什么“经验”之类的东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于是蠢蠢欲动，刘门女将就派将进来了。
    六月十九日，王氏乘一辆时髦小汽车直抵清华校门口，你道汽车内除了王氏一伙人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自行车一辆!读者一定要问：哪里不能修理自行车，非要送到清华园不可?而且修理一辆自行车也用不着堂堂贵夫人亲自出马呀!其实，这辆自行车并不是坏的。只见汽车刚到校门口便“嘎”的一声停下来，王氏戴着别致的草帽和雪白的手套下得车来，便骑着自行车进校门去也。
    当天晚上，王氏故意在学生食堂慢慢吃饭，二两大的馒头足足吃了一个多钟头，逗引得不少同学纷纷来看热闹。王氏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神态自若，不断向围拢来的“好奇”者微笑示意，霎时间食堂围了个水泄不通。王氏见时机已到，说时迟，那时快，登上饭桌子，发表大概多少有点准备的“即席”演说：“……我不是下车伊始……，少奇同志让我关心一下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同学们欢迎的话，我愿意来清华参加工作组的工作……。”这样，她骗取了满场的掌声和口号声，准备要班师回朝了。好心的工作组员请她坐汽车回去，王氏婉言谢绝了。你道王氏是坐汽车坐惯的，为什么这回坚持不坐呢?王氏是会耍手腕的人，她不是要下自行车“伊始”吗?这当然走也要“上自行车伊始”了。她心里明白，围了那么多人，骑自行车是走不出去的，半路上还得上汽车，万一骑得出去，那也顶多骑到校门口，就可以不受这个洋罪了。果然，王氏在校园内招摇了半天，惹来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路上挤得几乎连自行车都推不动，接着王氏就熟练地钻进早就准备好了的汽车内去了。王氏这时还觉得意犹未尽，说道：“这简直象在拉合尔一样!”于是周围的平民百姓们猛然大悟：我们高贵的刘夫人是出口用的呀!如今光临我们这儿了，而且听说要和我们一块儿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多么幸福啊!正是：
    昔年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话说王氏六月十九日到清华园耍了一通权术，二十一日果然就偷偷溜进清华园来了。她学了那拉氏的一套“垂帘听政”的方法，把个工作组长叶林当傀儡使唤，霎时间把清华园闹得乌烟瘴气，此话暂且不表。先说说王氏当一个“普通工作组员”是怎么“三同”的。
    这个王氏果然来头不小，她的蹲点是“三点式”的：中南海——万寿园一一清华甲所。读者要问，这么大的三角形，王氏怎生走得过来?原来人家有小汽车，而且是专用的，所以十分方便。从六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王氏成为“普通工作组员”的整个时期，她从来没有在学校食堂吃过饭。到吃饭时间，登上汽车上万寿园或者回家吃去。实在懒得坐汽车了，自有保卫人员从万寿园或中南海用饭盒把饭送将过来。导演斗学生时，她老人家喝水和盛水用的杯子都还是特别准备的呢。难怪王氏在清华蹲了一个多月的点，在几个高干子弟中“扎根串联”，而平民老百姓全都蒙在鼓里呢。
    以上只说王氏“同吃”“同住”的光景。至于“同商量”，就更高明了。你道她不出房门不离汽车怎么知道运动的情况?原来有两名秘书专门替她看大字报，每日午时过后便向她汇报，于是她就根据这些人嚼过的“馍”着手研究“清华的问题”了。当然，研究时少不免与老刘打电话，领取“圣旨”。到得晚上夜闲人静，一溜烟钻进甲所，召开工作组会议，只见王氏一手插腰，一手比划，真是“指挥若定，一座皆惊”，一讲就是几个小时，那容你小小工作组长多嘴，不信有打油诗为证：
    一从扒手入清华，三点巡回有汽车。
    频传“圣旨”靠电话，五百组员尽听她。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话说刘王氏六月廿一日插手清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唯恐天下不乱，第二天就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六．廿二电话事件”。原来清华有个化九二班，班上有个蒯大富。这个蒯大富曾经在六月十六日贴出一张《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工作组压制群众，工作组大方向有问题，“无限信任工作组”的口号是错误的。这些问题正好打中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那王氏既然奉命而来，自然要把老蒯开刀祭大旗了。那时候老蒯是班上的文革小组长。工作组一天告诉他：王光美要参加他们班上的讨论会，让他好好准备准备。顿时使那班上小伙子一个个高兴得了不得，准备材料的准备材料，收拾会场的收拾会场……。眼看开会时间已到，这时趁同学纷乱之际，一位工作组员以非正式的方式对几个同学道：王光美不来了。接着从远处走来两个妇女，颇象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她的秘书似的。同学也不好多问，正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得骗人处且骗人。
    要知来的什么人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电话事件小试刁钻　镇压群众大打出手

    话说化九二班听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他们的会，但后来却来了两个妇女，没有王氏的容貌，却有王氏的架式。出于礼貌没有直接问她们的尊姓大名，只是递上条子请她们亮明身份。这两个却象一对哑巴，只字不吭，只在一旁记呀记的。好容易到得散会，那个颇有身份的才说：“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然后扬长而去了。这班小伙子心也挺直，他们怕上了叶林的当，连夜到强斋追问王光美要来是怎么回事，没想到这一追问反倒真正上了王光美的当了。正是：
    欲避暗枪逢冷箭，拚将热血辩谎言。
    当下化九二一班人马，由老蒯率领，找到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张茜薇。张说是接强斋电话听说的，而且只说过“王氏可能来，没说一定”。大家觉得里面大有文章，要求找接电话的人对质，回答却是“具体工作人员不可接见”。小将们一气之下，跑到强斋要求叶林澄清。
    却说那王氏，本来就秘密藏在清华园中，她在那里翻手作云，复手作雨，来个不来，谁个晓得?莫道张茜薇解说不通，叶林也照样无奈她何。况且工作组早就定下了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调子，早就在收集老蒯的大字报和其它材料了，对于“反革命”岂能接见!于是，小将们在强斋一直坐了四个多小时的冷板凳。无奈何，几个人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题曰《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翌日，该大字报轰动全校。血腥镇压的序幕拉开了。正是：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却说那工作组长叶林，接受了王氏的密计，在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召集各系文革要员到强斋开会，指出：“……今天晚上要揪蒯大富出来，最好在大礼堂开大辩论会。……礼堂的设备要事先准备好，一进去就可以用，但又要不让人看出是事先准备好的，要搞成一个遭遇战的样子，……”于是会后贺鹏飞等人指使同学围攻蒯大富，挑起辩论。达到晚上在礼堂开会辩论的目的。
    在晚上辩论大会上，同学要求张茜薇澄清事实，但见张茜薇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以前说过“具体工作人员不可接见”，这回却又承认电话是她接的，电话里没说王光美要来，是她猜想王光美可能要来等等，三番五次澄清，但是越澄越不清。无奈何，叶林和周赤萍二位组长只好赤膊上阵，一个大喊“我们的方向就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一个大叫“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没想到这一下落得满场嘘声，搞得工作组狼狈不堪。这可急坏了幕后指挥的王氏。连夜将一些文革要员接到刘府去汇报。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少不免也得给手下众喽罗们打打气。心中却暗想：“只可恨那叶林太不中用，下一出戏看来还得俺亲自导演。”
    那王氏说干就干，此后她亲自策划了几次学生斗学生的大会。每次斗学生的预演会、审稿会她都亲自导演。对于每篇发言稿都仔细研究，逐个上纲，唯恐帽子不大，甚至亲自修改同学的发言稿。斗争会一开场，王氏担当了艾知生(前清华党委副书记、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在“六．七”事件中的角色，坐在甲所遥控。叶林嘛，可以掌握掌握会场，至于电话指令，还得通过爱女刘涛下达。
    话分两头。要说叶林不中用，也太冤枉。为了扭转“六．廿四”以后的狼狈处境，他也煞费苦心的了。六月二十五日，他巧妙地利用传达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报告机会，把群众按照对工作组的态度分成若干等，分期分批去听。礼堂门口，甚至窗口底下，也都警卫森严，造成一种很神秘的白色恐怖气氛。一些对工作组不太跟得紧的人，开始觉得大难要临头了。果然，正如叶林事后洋洋自得地说：“三点传达，六点见效，十二点压倒优势。”六月二十六日，通过一些工作组员的示意，由“积极分子”倡导，在我校出现了一个全校性的“自发的”拥护工作组的示威大游行。“无限信赖工作组”，“无限信赖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的口号响彻云霄。看来工作组的胜券是稳拿了。
    且说王、叶二人，一个扒手，一个傀儡，一搭一档，倒也得心应手。斗了蒯大富，又斗王铁成，再斗李小忠。这个检讨，那个交代，张三挨批，李四挨斗，搅得大家惶惶不可终日。今天你批判别人，明天不知道谁会来整你?霎时间风云突变，清华园内万马齐喑。大家只是敢怒不敢言。重压之下，有写血书的，有卧轨的，有投河的，有服毒的。但是那“小小的蒯大富”们却怎么也压不服，好恼人也。有人偷得鲁迅诗两句，凑成一绝，赞曰：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怒指强斋灯影处，看谁得笑到头来。
    却说清华园内扒手之多，是别处比不得的。第一号扒手对付蒯大富不大灵光，第二号扒手就粉墨登场了。诸位要知第二号扒手是个什么人物，请看下回便知端的。


第四回　薄老头三入清华园　刘家将中策成泡影

    且不说王光美伙同叶林把清华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对革命群众进行白色恐怖，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却说蒯大富等，他就整不服。自必有一些扒手同行，师兄师弟，前来帮忙，助威。你道叶林是哪里来的?原来他是国家经委副主任。自然是顶头上司薄一波亲手派遣来的。说起那位老薄，在清华园有个浑名，叫胖老头，大字报上也有称他为“万吨水压机”的。大概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功绩”吧!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话说世上也是无巧不成书，胖老头第一次光临清华园和刘王氏第一次光临清华园都是同一个六月十九日。正是：
    风云际会龟蛇动，安排还需幕后人。
    却说那胖老头第一次进得清华园，便和老蒯辩论了一番，免不了放些什么工作组是正确的，是党中央派来的等等之谈，当然说不服对方，却又使出招降纳叛的手法，道：“希望你站在革命群众中来，站到工作组二边来，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如果左派中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园分成左半个园和右半个园，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我希望你今天学习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颠倒一下结论。……”说话时手舞足蹈，在空中画了几个圈，以势压人，不可谓不凶也。
    及至六月廿七日，刘王氏导演了一出反蒯大会之后，清华园内反蒯达到了高潮，正在此时，于七月三日，“万吨水压机”又开进清华园了。是日也，天气炎热，胖老头手摇纸扇，嘴里说个不停：“蒯大富，十九日我说你是牛鬼蛇神，那天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蒯大富英雄当不成了，只能当什么?……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清华现在的大小辩论会很好，只准蒯大富攻击，不准左派起来反击是不行的。左派起来斗争嘛!……蒯大富是有后台的，你们要好好保护这个反面教员，……要多做蒯大富和跟他走的人的工作……交枪不杀。……。”
    同学们听了胖老头一席长谈，有心人还作了记录，抄成大字报，工作组御用的“大字报编委会”还唯恐其流毒不广，大力推荐，重抄，于是一份“首长讲话”出笼了。可怜谬种流传，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又向歧路迈进一大步。从此以后，清华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象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读者可别见笑，有一些积极为工作组效劳的人，写了一些攻击、讽刺、批判蒯大富的文章、漫画，只是一词之差，一笔之误，就被打成“别有用心”、“向阳生”、“蒯二富”，……于是检查、批评、斗争，纲越上越高，自由度也越来越小了。正是：
    敌我不分兴杀伐，人妖颠倒乱弹琴。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道这些人横行霸道，能有好下场吗?七月中旬，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将要回京，他们这些斗群众正在得意忘形之时的人物，从老扒手到傀儡走卒，顿时间都慌了手脚。七月十七日，胖老头第三次入清华园，这次可不敢招摇过市了，只找得叶林等几个正副组长从长计议道：“……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不过让蒯大富给拖住了，……现在转向打黑帮是对的，你们要把蒋南翔拉回来斗，一次要不回来，二次三番地去要。……”。还是同一个七月十七日，刘王氏也溜进甲所，召集了一伙文革要员说道：“根据中央精神，不要学生斗学生。……但蒯大富没有斗错。”然后故作镇静地说：“斗完了蒯大富就止，这是上策；现在斗完了王铁成，这是中策；再斗李小忠就成了下策了。……已准备了李小忠的斗争会，也不要在全校搞了，要开，你们自己各系开，其它系可以派人参加。”紧接着叶林召集了工作组核心开紧急会议，由刘王氏传了“圣旨”，大意云：“现在马上转入斗黑帮，一天也不要等了，斗群众的扫尾工作也不要做了。”
    读者当然要纳闷，怎么两个扒手都在六月十九日来到清华，一个月之后，又都在七月十七日来指挥转向打黑帮，调子又那么雷同呢?这可是天机不可泄露，痴人不可妄语。这且不提，单表一番斗黑帮的“盛况”。
    按说，工作组斗群众斗得那么凶，想来斗黑帮一定更凶了。其实不然，有诗为证：
    横眉冷对孺子牛，不与黑帮结怨仇。
    问渠那得混如许，彼此一家同姓修。
    话说这个形势，黑帮不能不斗了，行动也果然迅速，七月十八日，叶林召来前党总支以上干部，模仿姜部长，作了“兵临城下”式的讲话。七月十九日各系也上行下仿，纷纷找小黑帮头目谈话，号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七月廿日，终于开斗争大会斗黑帮了。以后又开了几次斗争大会。可会上只有少数人发言，绝大部分群众是来捧场的。人们说，这是“召之即来，来之即听，听完就走。”有些黑帮干将，居然也应邀登台演说，唾沫横飞，趾高气扬，同学怒目而视，副组长杨天放居然鼓掌叫好。更有怪者，斗争之前，副组长周赤萍给黑帮头子吃了“定心丸”，对他们说什么“群众问你们什么问题，你们不要顶撞，否则以后我们不好说话了。”于是黑帮们在斗争会上回答问题总是千篇一律：“同学们，这个我说过，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有罪。”大家听了以后，不禁哑然失笑，好事者嘲之曰：早蒙组长施恩惠，何妨说句“我有罪”。
    定案由他来作主，管你小民气炸肺。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场上斗黑帮正在热闹，那边传来内部消息，说是工作组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马上要完蛋了。啊呀呀，这可怎么办?霎时间急坏了一个刘王氏。七月廿六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北大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工作组是绊脚石，北大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东风吹到清华园，顿时大家笑逐颜开。群众又纷纷辩论工作组的大方向问题，又一次革命的大风暴来临了。七月廿七日清晨，竟又有人斗胆贴了工作组的大字报，立即轰动全校。正是：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要知此人是谁，有此胆量，请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日暮途穷抱头痛哭　拋头露面哗众取宠

    话说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七月中旬回到北京，立即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撤销工作组，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革命的风从北大吹到清华，清华又“骚动”了，老百姓又要造反了。七月廿七日，王小平抢先贴出了《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封信》，指控工作组不依靠群众，不该长期反蒯等问题。霎时间，王小平的名字轰动了全校，一跃而成为“左”派，最后还挤到伪临筹会方面去了。王小平竟是何人，如此高瞻远瞩，却还有一番奥妙。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单表刘王氏在这以后又玩了些什么鬼把戏。
    却说七月廿八日王氏回到家里，与老刘、刘涛等家人会聚。这一家人，在四面楚歌中，互诉衷情，越诉越伤心，最后母女二人觅然抱头痛哭起来。老刘也万分激动，不停地从客厅这头踱到那头，一家人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还未睡觉。最后老刘作出决定：“没有认识到就不能承认。……”下了顽抗到底的动员令。正是：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但没想到王氏刚把泪擦干，第二天就在关于工作组大方向问题的一片辩论声中，溜进清华园。这回可不是象以前那样故作神秘了。而是有意往同学堆里钻，还破天荒第一遭跑到第一员工食堂吃晚饭，师生员工纷纷围了上来，于是又出现了象六月十九日那样的“拉合尔”式的盛况，刘王氏又是点头，又是微笑，并且还发表了讲话。讲话的内容有心人容易觉察到，无非是要表明她早就是清华的工作组组员了。是日也，大礼堂正在开辩论会，王氏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十分想上台表演一番，无奈叶林不体会她的意图，多次加以劝阻，井将她保驾到甲所“屏蔽”起来，以免发生意外。到底是刘涛会意，她在大礼堂主席台上时而读一个“请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辩论会”的条子，时而打电话到甲所“请妈妈来”。王氏来这么一招，叶林无奈何，只好让她到大礼堂去。王氏到得礼堂，在一片掌声中大放厥词，为工作组大定调子，也为自己涂脂抹粉，企图向革命造反派施加政治压力，说什么“我从六月廿一日开始就一直在你们学校，我是一个普通工作组员……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清华与北大不同。我在清华工作卅多天，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说，……由于我和少奇同志有生活上的关系，大家很尊重我，……光美是不是革命的，可以考验嘛!”这果然有点效果，第二天，给工作组歌功颂德的大字报就显着地增加起来。王氏眼看这一手真个灵验，以为捞着了救命稻草，转忧为喜，于是更进一步围起围裙，拿起菜勺，跑到学生饭厅“服务”去了。读者，你道同学服务都是帮助收款收票，为什么她却和别人不一样?原来她只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越特殊越好。不信你看，她一共只“服务”了三次，但却换了三个食堂。所谓卖菜，也就是师父都盛好了，她再拿过来添两片土豆或者加点汤什么的，其实，没有她，师父还能卖得快一点呢。当然，一面挥动菜勺，一面少不了频频向同学点首示意。这场面可真“感动”人。你看，可不是吗!那个叫刘菊芬的上午贴了《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下午就在食堂给王氏递了个条子，表示承认错误，接着两人就亲热地拥抱起来，看去好象比刘涛还亲呢!这下子可把刘菊芬感动到涕零。
    于是从此以后，怪事就越来越多了，刘菊芬自动罢去在自控系主革的“官”，引起校内一场小小骚动。而不久却又自封为清华大学红卫兵(保字号的)的大头目，成为赫赫有名的“八．一九”、“八．二四”两起反革命事件的直接策划和指挥者，这且慢提。却说王氏在清华园内招摇几次，赢得一些吹鼓手的一片颂扬声后，却从此销声匿迹了。
    原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使已经暴露了的扒手、傀儡等成了过街老鼠，在革命师生一片喊打声中，那里还敢再到清华园来招摇撞骗呢!别说王氏不会自己来，就是按规定群众要是有意见的话，工作组是随叫随到的，可偏偏她就是请不动，在革命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无奈何才在十月十日拋出一篇很不象样的“书面检查”。正是
    千呼万唤不出来，假作检讨来书面。
    读者，且不要以为清华园内就那么两个扒手，更不要以为这些扒手就那么点伎俩，好戏后面还有。
    要知还有扒手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两面派书记施淫威　革命者家志受围攻

    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清华园内王、薄两扒手刚刚被群众所识破，又来了第三号扒手，此人是鼎鼎有名的王任重。读者一定惊奇，王任重是中央文革的一位副组长，怎么也成了扒手呢?此事说来话长。正是
    阶级斗争浪激浪，历史起伏识规章。
    话说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此人颇有文才，精通历史，癖好读书。王书记文爱贾长沙，武爱秦始皇，可惜这两人都没有好下场，王书记深为这两人惋惜。对于刘邦的雄才大略，对贞观的励精图治(这两人都享尽了荣华富贵)，他最为推崇，奉为楷模，不仅自己精心学习，还推荐于别人一起学。
    王书记虽精四史、通五经，但最反对礼记，因王书记生性坦率，从来不拘小节，即使在有人向他汇报的场合，他也非常随便：高兴时坐着，累了便躺下抽烟喝茶，敞胸露怀，脱鞋抓痒，随心所欲，从来不摆什么书记的架子。这是题外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王书记本领很多，最擅长的一手要算两面三刀了。此话怎讲?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因王书记酷爱历史，并且还写了不少书评。终不免和老历史“权威”吴晗、剪伯赞一样，也犯不少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高潮将到之时，王任重自是聪明人，来了一个“自我清理”，装了一个高姿态表现，少不免也说些“欢迎批评”之类的话。按常人理解，这是王书记暗示，大家都要自己“清理”一番罢了。偏有一个青年叫杨家志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下中农出身，共青团员，血气方刚，生性耿直，不会转弯抹角。他本来就对党、对毛主席一片忠心。这次他当真地信了王书记的客套之言，真个写了一封批评王书记的长信，寄了给王书记，这下不打紧，可激怒了王书记。王书记见信后勃然大怒，拍案而骂道：“我乃湖北省第一号人物，从来说一不二，谁个不知，谁个不晓?就是中南局书记陶铸也要让我三分。你杨某何许人也，竟如此大胆，要在老虎身上拔毛?今日不给你点厉害看看，实难消我心头之恨也!”于是就对部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吩咐一下。正是　虎落平原被犬欺，龙游浅水遭虾戏。
    书记发怒下令，部下自然要效劳一番。杨家志当时本在咸宁地区搞四清，当工作队员，这下子，四清工作全部都停下，全体工作队员又声讨这个“反革命”了，从此后，杨家志成了新的“牛鬼蛇神”，在咸宁斗了，又在武大斗；大会斗、小会斗，最后被开除团籍，送去劳改。要不是毛主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了革命小将的话，杨家志事件就要成为“千古奇案”，永世不得翻身了。
    然而所谓“平反”搞得也很妙，杨家志在北京南下串联同学的帮助下，于8月29日，身穿单衣，只身冲破重重阻拦，来到了北京，8月31日，杨家志见到了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啊，心里多么激动，两眼充满了泪花。王任重知道瞒不过去了，就于九月八日“接见”杨家志，又是体贴，又请吃饭，好不亲热，王书记道：“我要向你检讨，请你原谅。……这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我并没有要咸宁地委去斗争，他们那样做了，这是错误的。……你回去，我让社教总团给你平反。……你表现不错嘛!谁把你当黑帮，我坚决和你站在一起作斗争。”正是
    两面三刀任重手，口蜜腹剑王贼心。
    类似这样的事倒还有不少，一言难尽。有兴趣的话，读者可到武汉去走上一遭。
    不过书记这一套“两面三刀”的手法，确也一度骗得了许多群众的拥护，也骗取了中央一时的信任，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跃升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中央文革的一位副组长。对于这桩事，王书记的心情十分复杂，又是喜来又是愁。你道这是为何?
    原来，任重身兼两职，地管南北，按书记的大智大勇来说，那还足以胜任的。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间，却有不少为难之处。你看：
    在北京，要支持革命少数派，但王某却在武汉要“引蛇出洞好打”，要“枪打出头鸟”，打击革命造反派，这岂不是阳奉阴违吗?在北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但王某却在武汉指示要“大抓南下一小撮”，对南下串连同学下遂客令，这岂不是明从暗抗吗? 因此王任重又是喜来又是愁。喜的是自己两面派手法果能奏效，而得平步青云，用任重自己话来说，正是“壮志己成大业”也。
    同时，书记心里也明白，在武汉搞的一套是与中央精神对抗的。虽则湖北是他的独立王国，但安能一手遮天?!一旦戳穿了两面派之真面目，岂不身败名裂，千日之功，付诸东流?想到这里，岂不发愁!
    无奈何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任，把这两面派耍到底了，到那时还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不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就是了，何况还有陶铸作后台呢，正是
    新官上任左右难，旧法还要阴阳脸。
    读者看到这里就可以明白，王任重之所以成为扒手，事出有因，决非一日之功。在任重到北京以后，尤其在清华、北大大展其才，其扒术之高、用计之奸，远为一号扒手刘王氏和二号扒手薄老头所不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达到古今扒术之高峰。要知王任重如何施展其扒术，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父女搭档各显神通　“三临”齐唱“秋后算帐”

    前面已经提到，在工作组欲撤未退之时口有一个叫王小平的，贴了一张《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封信》的大字报，竟敢批评工作组。但见大字报前人头挤挤，一批走了又一批，好不热闹。霎时间全校翻腾，议论纷纷。有些反蒯干将，赶忙又效犬马之劳，说：这是王大富，蒯二富跳出来了，呼吁全校赶快反击。有些忠厚的人们则大惊失色，王小平真吃了豹子胆。竟不怕当反革命?认识王小平的人则感到很不理解：王小平原是保工作组的英雄人物，怎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头脑机灵的人则猜测：这张大字报有来历，想必内部后台透露了内部消息罢。果真不假，王小平就是王任重的女儿。原来王任重已得知中央已有结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批判是定了。书记便立刻电话传令，要王小平回家。于是一张出自任重之口，抄于王小平之手的这张大字报就出笼了。果然大字报轰动了清华，王任重也亲临清华来看自己的得意之作。就在王任重来的一天，叶林被迫承认，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虽然其神态不太自然，声调是低沉的。从此王小平显得鹤立鸡群，身价百倍，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临筹的要人。这正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内部消息女先悉。
    老子英雄儿好汉，女儿立功父荣泽。
    人们由佩服王小平而到崇敬王任重，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当王任重来清华讲台大讲特讲：要大家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当然，小平是天才，可以例外一一此话不便脱口，读者心里明白就是了。)当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甚至躲在六号楼的王小平也听见了，真是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
    小平靠父亲当了“左派”，反过来，任重又靠女儿初步树立了威信，这一出双簧戏算是演出“成功了”。进一步，任重又对刘涛、贺鹏飞等人讲：“中央文革要我管清华、北大、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以后我当你们的参谋，你们三、五天可找我一次。”贺鹏飞等自然深信不疑，加之任重的点子颇得自己的心意，自必言听计从，一切听从王任重的摆布了。其实中央文革根本没有派他管过任何学校，任重不过小施扒术，以此独霸一方而已。
    八月四日下午，叫叶林代表工作组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第一次检查，检查极不深刻。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要求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并且开始贴王光美的大字报。这一下可激怒了王任重，马上把临筹的头头们找去，说道：“你们不要贴王光美的大字报，她是国家元首的夫人，国际影响大。王光美嘛是个好同志，她出国回来脱了旗袍换上便衣就下了农村，这次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又说：“工作组嘛，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再说王夫人在啊，你们要考虑立即转入打黑帮。”这番话是挺合临筹头头们的心意的，但又想起广大群众不会买帐，怎么办?还是请教一下王书记。王书记一听，猛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他们是一小撮，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赶快把文革代表选出来，辩论不休就表决，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因为代表大会是权力机构!”临筹头头们还没有来得及完全领悟书记心意，任重接着说：“来!我说你们吗，最后以你们临筹的名义给全校师生员工提几点建议，好不好?”贺鹏飞等一听书记亲自出主意，当然喜出望外，立即积极活跃起来，当场就一唱一合，定了一个永垂史册的“八．七”建议。建议的关键是保工作组，但保得很巧妙，你想要造反也可以，来一个你打一个，我打我的好了，横竖你是“少数”。这一下不打紧，全校哗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反对的搞了个“八．八”串联会，要求把工作组问题辩论到底，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保工作组的一看大势不妙，在王光美与王任重的支持下，办了一个号称“尽快打黑帮串联会”，因为这一串联会是八月九日开的，以后人们就称之为“八．九”串联会。骑墙的便成了“八．八五”无党派人士。
    两派既成，斗争更加激烈。王书记见“八．七”建议无效，此计不成，再来一计。他又乘八月廿二日周总理来校参加工作组第二次检查的机会，亲笔拟了一个“三点建议”，塞给贺鹏飞，要贺在讲话中以临筹名义提出这“三点建议”，内容不过“八．七”建议的改头换面，想通过周总理默认来强加于全校革命师生。可是周总理在听贺鹏飞汇报讲话内容时，断然反对这“三点建议”，贺鹏飞也就没有敢在会上提出。这一下把王任重搞得灰溜溜的，嘴里不断地嘟嘟嚷嚷不知道在骂谁，心里暗想：“不怕，我还有一张王牌，可由联络组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哼……”
    读者一定要问，这联络员究竟是何人，所干何事。这原来是王任重的一个花招。八月中旬，工作组撤出后，新市委派的联络组也遭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让市委赶快撤走。而就在新市委撤走各学校之联络组时，王任重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原来在清华派有他从湖北带来的心腹数人作为联络员，这时他不但不撤，反而通过另一个两面派人物刘志坚调了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二十多名干部，组成清华联络组，由他的副秘书长吕乃强担任组长，经他亲自训话后派到清华。妄图借解放军的威信来控制局势，此计不可谓不毒。
    本来联络组嘛，顾名思义，应该只是联络联络，上情下达，下情上传而已。可是王任重的联络组却成了“八．九”派的最佳间谍。他们表面上不偏不倚，两派的会都参加，暗中却把革命少数派(即“八．八”派)的决议，动向，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给多数派(即“八．九”派)。此外，还帮助“八．九”派出主意，想办法，定奸计，如何把“八．八”派置于死地。象清华流行的“秋后算帐”论就出于任重的高见，又如清华革命少数派外出串连，总发现有人钉梢，尾随，名曰“记帐队”，这是专门收集“八．八”派的“罪行”的，否则秋后如何算帐?这也是王任重的苦心发明。正是：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欲擒先纵，秋后算帐。
    有王书记大人撑腰，刘涛、贺鹏飞、刘菊芬等人气壮势雄，胆子越干越大。直到“八．廿四”联校借兵，血洗清华园，闹得满城风雨，全国震动。此等“丰功伟绩”，历来大家都认为是清华大学红卫兵所建树，岂不知：神仙远在九天外，司令原来任重王。
    要知“八．廿四”之详情及王任重的关系，请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紧策划纵右派翻天　细安排叫傀儡唱戏

    话说王书记违反毛主席的指示，从湖北调来秘书充当我校联络员，以后更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抽了二十多个人组成联络组进驻清华。说是“联络”，其实是利用可以参加两派会议的方便，刺探革命少数派的情况，给多数派提供情报，出鬼点子，以达到镇压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于是就在王书记一手策划下，由联络员唱红脸，临筹要员们唱白脸，用不同于叶林的方式来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又开始了。有诗为证：
    叶林已走临筹立，光美甫离任重来。
    两朝元老刘贺李，一样葫芦打压挤。
    却说自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月间指出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决定撤销工作组，拨正了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制定了十六条，发表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以来，清华园的文化革命运动有了起色。“八．八”串连会坚持了斗争的大方向，坚决要求彻底批制工作组的错误，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这引起了王书记的恐慌，上和刘王氏书来信往，下则唆使刘涛、刘菊芬、李黎风等反蒯“英雄”，处处与“八．八”派作对，定调子。肉麻地说什么：“王光美是个好同志”……“元首夫人……出国回来脱下旗袍就下农村。”八月八日，“八．八”派准备借礼堂召开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刘涛等一伙小当权派想借吧，又不甘心，不借吧，又没有理由。正六神无主之际，请来了王书记。王书记却慷慨地说：“借给他们!”然后授以锦囊妙计，如此这般。果然那天夜上会开到八点多，贺鹏飞就宣布：“等一会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十一中全会文件。”于是辩论会开不下去了。看来王书记是赢了。可惜，广播的是十六条。它一公布，恰好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灭了保守派的威风。革命小将们从此更得到精神上的鼓舞，思想上的武装，他们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决心更大了。这一点王书记恐怕没有想到吧!说真的，他只能破坏一次大会，却怎么也阻挡不了革命的洪流。正是：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减树谈何易。
    王书记一看大势不好，清华园内革命的火越烧越旺，不仅烧了叶林烧了王光美，而且要烧到别的什么人身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文斗斗不过对方，武斗也可以嘛!于是八月十九日，在“八．八”组织的批判工作组，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的大会上，由王光美与王任重的得意门徒刘菊芬领着一伙号称“敢死队”的人马捣乱会场。他们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散发传单，被多次劝阻无效。最后竟然大打出手，强行占据主席台。这时候主席台上是有王书记的秘书在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兵慌马乱中，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目之一的马楠，居然踢人，开创了清华园内打人的先例。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表。却说那伙“敢死队”占得主席台后，声嘶力竭地大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等。正是：
    贼喊捉贼把戏旧，右派反“右”花样新。
    读者：你切不要以为“八．一九”事件就已经登峰造极了，其实它不过是清华临筹和清华红卫兵镇压革命派的序幕而已。
    话说在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后，我们开始炮轰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大字报，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这方面的大字报猛烈增加，这可使临筹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目感到强烈不满。廿四日上午，他们秘密商量，把这批革命大字报说成是“攻击党中央”，是“右派翻天”，制造镇压革命师生的舆论。
    廿四日下午，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十二院校红卫兵于清华附中，贺鹏飞、刘菊芬等人在讲话中煽动性地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挑动外校红卫兵对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仇恨。(可是事实偏偏那么无情，那些所谓攻击党中央的大字报，几乎全是清华大学红卫兵写的。)四时半，十二院校红卫兵开进大字报区，反复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谍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骂爹骂娘之声不绝于耳，狗崽子、王八蛋的呼叫也漫天盖地而来。他们声称，凡是有关中央首长的大字报，都必须在六点钟以前移入内部馆，可是内部馆直至六点钟都还没有开锁起来。你看马楠在五时正领着一彪人马，把整个大字报区封锁起来，挥舞皮带杀过来了，好不威风!你看，记帐队举着照相机来了，照下了每张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姓名，动作真干净利索!有人在大字报摘录了一些内容，这些打手们就大叫大嚷：“统统给我留下，老子要搜书包了，如有违抗，格杀不论。”有位同学好奇，看了一下撕下了什么大字报，却被“敢死队”们捆将起来，抬到明斋前，饱受了一顿拳打脚踢。正是有几个战斗力较强的“八．八”派战斗组，好!马上抄家去，事不宜迟!弟兄们，给我撕!抢!抄!但见：
    落霞与彩纸齐飞，皮带共拳头一色。
    “八．八”派有几个立场坚定，战斗力强的战斗组，自然深为“八．九”派所痛绝。这次也趁联兵之余威，对他们实行抄家。从此不少“八．八”派战士在清华无安身之处，只得暂时避难于北大、人大。这是后话。
    却说勇士们撕光，抢够，抄完班师回朝之后，老百姓出去一看，不禁瞠目结舌。原来不但给刘少奇的大字报给撕光了，给王光美贴的大字报也给撕光了，连给刘菊芬等人贴的大字报也给撕光了，给“敢死队”贴的大字报更撕得片纸不留。真没想到，十四级的王光美也算中央首长；更没想到，还有那么些“中央首长”在清华大学当学生呢!贴在土木馆西面上的总共二、三十张纸之多的周总理八月廿二日在清华的讲话，他们也没放过，全给撕掉。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晚上，少不免开个“庆功”大会，以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进行示威。第二天晚上，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头们，还利用城里传来反革命行凶杀死红卫兵的消息，在礼堂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进行恶毒的攻击，发言者调门越叫越高，扬言要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勒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红袖章，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抓出来……
    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没有解散，而对“八．一九”事件和“八．二四”事件提出尖锐批评的大字报日益增多，中间群众一见到清华大学红卫兵就退避三舍，听到“敢死队”三字就摇头而去。这可急坏了清华园内的第三号扒手，王任重。原来他虽然不能和马楠并肩作战，挥手着皮管杀将出来。可是“8．24”事件中，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事前贺鹏飞就和他用电话联系过，是日中午他的秘书还督促临筹和清华红卫兵的头目要赶快行动；而在行动之前，贺鹏飞刚从他那儿回来。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风度吧。现在“8．24”以后出现如此令人难堪的局面，我们的“谋士”心情自然是沉重的。但他没有想到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却责怪贺鹏飞道：“你们太性急了，‘抓一小撮’这话怎么能明讲出来呢?……清华的盖子还没有揭开，联络粗正在调查他们的后台。……”果然，那些打着“上传下达”的旗号进来的联络员们居然亲自抓多数派的动态组的工作了，并且有些事情还是联络员自己去了解的。
    到得八月底，王任重看看压制少数派的工作太不顺手，软的不成、硬的不行，文斗不赢，武斗不灵，便吩咐秘书与多数派头目从长计议道：“八月份你们太急了，和他们打了交手仗。九月份按王任重同志的指示，高姿态斗黑帮，不理他们，让他们分裂，这就高明多了。”王书记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拖垮少数派了。没想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支持大串连，少数派欢欣鼓舞，收拾行装，一来杀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回来可以更好地进行斗争；二来表示对王书记的安排不买帐，让他们自己唱独脚戏去；三来可以到湖北同当地革命群众一道造王任重的反。这一着对王任重说来好似晴天霹雳，少不免又要好几夜睡不好觉。要知王书记怎么招架，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兔哭豕奔风烟滚滚　树倒猴散逃之夭夭

    话说王书记听说少数派大部分人要外出串连，特别要去湖北兜他的老底时，不禁怒从心中起，火向胆边生，立即下令临筹严加控制介绍信，千方百计阻挠同学南下串连。最忠实执行王书记指令的，要算王小平了。只要她在临筹办公室值班，谁也不用想开出介绍信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王书记却亲自开介绍信密派宋要武去湖北保他。宋要武一到湖北，张体学待如上宾，住旅馆，坐小汽车。宋要武也不负重托，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发表文告，《湖北日报》社马上铅字、好纸，大量印发，武汉的人人手一份，为必读文件；省外的随《湖北日报》发行于全国。此文大骂革命造反派“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云云，成了十足的跳梁小丑。王任重想借宋要武是受毛主席启示而改名的这一点来镇压革命造反派，此心不可谓不毒，此计不可为不奸。然而黑的说不成白的，曾几何时，宋的谬论就被广大群众驳得体无完肤，节节败退，而王任重、张体学的狼子野心亦图穷匕现矣。真个是：
    老王妙计安天下，害了小宋又折兵。
    却说王书记除了指挥多数派大打出手之外，少不免也得做些小动作。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八月二十二日周总理来清华作报告的前夕，演出的“大字报走马灯”了。你道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第一号扒手刘王氏溜出清华园之后，已经声名狼藉，但自有一班吹鼓手为她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甚至把吹捧王光美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上去了，并且说她是“国家领导人”云云。那王书记有心保她，也不能太肆无忌惮，总得在群众面前故作忸怩一番，况且谁不知道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再捧她就等于害她，同时自己也会落得一身臊。而小骂却可以大帮忙啊!于是八月十八日，王书记向雷蓉、王小平口授了一张《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并让她们到学校串连贺鹏飞等一些高于子弟(但不要包括刘涛在内)一起签名，并嘱咐一定要赶在总理来校之前贴出。果然这张大字报在八月十九日见之于世了。读者要问，如此好事，让王小平一人独占好了，何必与其他高于子弟“利益均沾”?原来贺老总、李井泉两人与王任重早就有约在先。今后有好的大字报，要让贺小龙、李黎风等“有计划地出出”。至于这是为什么，读者是聪明人，笔者就不多饶舌了。
    与此同时，王书记又把刘涛“串连”到家中住了三天，帮她写成了《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于八月廿一日贴出。这张大字报主要是批判其妈王光美的。此外，还给刘涛透露了一点刘涛所不知道的关于刘某的材料，让她写了一张火烧她爸爸的大字报，送到中南海去。有趣的是，这位王书记丑于表功，他对刘涛说：“人家都说我是毛主席的学生，我可不这样认为，……”正是：
    老王自来爱卖瓜，清脆香甜靠自夸。
    这是闲话，自不必多表。
    却说刘涛的大字报还未贴出，贺鹏飞等支持她的表态大字报却已写就。因此两份大字报几乎是同时贴出的。这自然也是王书记在背后导演的双簧了。
    到九月底，形势大变。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了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的革命行动，革命派为之扬眉吐气。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也于九月二十四日宣布成立，打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局面。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王书记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武汉告急，清华告急，……。这可如何是好，急得王任重如热锅上的蚂蚁，进退无路。无可奈何，三十六计，走为上着。王书记急中生智，当机立断，接连下了五道紧急命令：
    第一令给秘书吕乃强：在二十四小时内撤走全部联络组。于是联络组不告而别，一夜之间，全部不知去向。
    第二令给爱女王小平：赶快粉墨再登场，成立红旗红卫兵。于是以折衷主义着称的红卫兵果真成立了。
    第三令给临筹贺鹏飞：马上交回臭名昭彰的“三点建议”手稿，以灭罪证。并吩咐：“今后有事可别再找我老王了，你们自己去闯吧!”
    第四道命令给秘书电话员：火速将王办的电话号码改过重装，免得娃娃们再来找麻烦。于是欲求无门，王书记从此闭门谢客，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王书记考虑再三，感到身在北京总非万全之计。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给自己：马上请示后台陶铸。陶铸回电：逃为上策，走要秘密。于是王任重连夜潜出北京，回到老巢武汉去；谁知武汉的革命造反派正要揪王任重呢!王书记神魂未定，又火速逃到广州，到陶铸的旧巢去，又谁知，武汉和北京南下串连的革命造反派又跟踪追到中南局，王书记交立刻逃往海涯之地一一海南岛。奈何：
    天涯海角总有尽，革命群众力无边。
    王书记虽插双翅，又怎能逃脱革命群众的巨掌，现在王任重巳被揪回武汉，被迫作了几次检查。正是大快人心，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还有，清华还等着王任重回来认罪还帐呢!
    第三号扒手王任重的下场是如此，第一号扒手刘王氏、第二号扒手薄老头的下场，自然不会比王任重好些。欲知这两位扒手如何下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妙事连连丫头掌政　天网恢恢扒手就擒

    话说《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连续发表以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众扒手见势不妙，纷纷远走高飞，躲藏了起来。王任重是陶铸这个大保皇派、大两面派批准去海南岛“养病”的，不但已经被湖北的革命群众揪了回来，就连他的后台老板陶铸也给揪了出来。无独有偶，薄老头也躲到南方“养病”去了。这些人斗学生时都是好好的，可这时候偏偏不知哪来那么些病!原来薄某不仅仅在清华施展了扒术，在北京地质学院也露过几手，在经委的勾当就更不必说了，反正已经查明，他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对这样的人，革命群众岂能饶得了他!一九六七年元旦过后不久，他就被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战士揪回来了。正是：
    休夸野兔三狡窟，难逃烈火一片红。
    好了，这一对难兄难弟有了交待了，独有刘王氏躲在中南海，不肯出来，以为别人没法奈何她了，但自有一些急性子的人，等待不了，偏去找她，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却说刘涛有个妹妹叫刘平平，却是王氏亲生。虽然刘家子女七、八个，夫妇俩唯独疼爱平平，好比掌上明珠心头肉。平平目下在北京师大第一附中攻读，已是高中一年级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进校，她却成了工作组组员。十多岁的中学生当工作组组员，恐怕在全国也是独此一份了。想来必是神童无疑。刘某为人是十分自信的，一向以中国的“刘克思”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他也不肯听，独有这女神童的话偏听得服服贴贴的。想当初，派到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因为和平平合不来，平平回家一告状说：“这个工作组不成!”马上这个工作组就被撤走了，换了第二个工作组。这回平平觉得合作得还可以，回家就说：“这个工作组还凑合”，于是这个工作组就得以留下。有的人联想力也十分丰富，他说：“要是把蒯大富换成平平的话，那六．二四被打成反革命的恐怕是叶林了。”这自然是牢骚之谈，不值得多提。却说平平这个工作组员，别看她资历甚浅，但权力极大，因为每次只见她从家里回来，本本里都有写得密密麻麻的好些字，只要她在会上一念，哪怕是工作组组长，也只能唯唯称是，进而体会精神实质，在学生中大抓“牛鬼蛇神”。工作组撤走后，平平又成了文革主任，独霸一方。由工作组员而摇身一变成为文革主任，恐怕在全国也就独此一份了。可以想象，这样的文革组织，和工作组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然而曾几何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了产，平平没按中央指示交出黑材料，终于被造反派把本本又抄走了。嘿!里边净是刘某人给她作的黑指示!好，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让大家看一看。没想刘王氏对此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恶狠狠地说：“平平，去把大字报抄回来，看他们歪曲了什么。我们还要秋后算帐!”抄也好，不抄也好，反正你平平逃不了检讨。就在一次检讨会结束之后，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几名战士把平平留下来“座谈”。另外一些战士紧张地布置战斗任务去了。
    下午六点一刻，刘府接到交通队的电话：“喂……刘平平的家长吗?……我们是交通队，刚才刘平平从学校回家时出了车祸，……已送到R医院了，伤势很重，……我们给学校打过电话了。”好似晴天霹雳，刘氏夫妻两人面面相觑，正不知如何是好，电话铃又响了：“喂，平平的家长吗?……刚才交通队来电话，说平平在和平门附近撞了汽车，巳送到R医院了，……我们马上去看……”电话还没听完，王氏眼泪夺眶而出，接着竟呜咽起来了；说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别说王氏按捺不住感情，刘某竟然也止不住流泪。
    却说在R医院中，井冈山兵团的战士正在紧张地准备着。他们在有关方面协助下，迅速地控制了交通要道和全部电话，不一会儿，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和一个警卫人员来了。这个小女孩是刘婷婷，乃平平的妹妹。啊!老奸巨猾的老两口没来!这两人进来一看见不对头，马上要打电话回去，却被战士们拦住了。经过一番说服动员，他们同意了站在革命派一边，造刘少奇、王光美的反。于是婷婷拿起了电话筒：“妈妈，平平伤势很重……在左腿，……大夫说要动手术……”电话里可以听到王氏带抽泣的声昔：“……怎么?……让大夫跟我说，……快……”于是大夫拿起了话筒：“……是呀，……很严重，粉碎性骨折，非马上动手术不可，不然就耽误了，……要家长来签字……”说到这里，对方沉默了片刻，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王光美同志出发了。”正是：
    巧施调虎离山计，待得金龟落网来。
    说话之间，一辆小汽车停在医院门口。没想到，不但王光美来了，连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刘某也来了。他们进了大厅才知道上了大当，但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只吓得王氏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汗流浃背，寸步难移。战士们当即严正声明：只要清华第一号扒手刘王氏回清华还帐，其它人一概请回。无奈何，王氏只好象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地坐在地板上，刘某人领着随从人员自行退下去了。王氏惊魂甫定，却还坐在地板上赖着不走，嘴里不住地说：“来，我们谈判谈判好不好?……大家来学一段最高指示吧!……好，先谈判谈判……”战士们见她耍如此拙劣的缓兵计，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还有什么可谈判的?有话请到清华再说吧!这不是“请客吃饭”的时候了。于是女战士们在其它在场同志的协助下，护送她上了准备好的吉普车，便风驰电掣般向清华园驶去了。后事如何，自不必细表，但闻有诗赞曰：
    玉宇澄清万里埃，清华景象壮胸怀。
    红旗浩荡东风里，兵团结集井冈来。
    神州有瓮容扒手，元凶无计落鬼胎。
    余卒仓惶投戈遁，某妇哭兮泪满腮。
    读者欲知道今后事态发展，请注意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的报道。(完)


后记

    《刘修外传》、《邓修外传》和《扒手外传》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战斗组较有影响的三部章回体史实小说，因其史料丰富、语言生动，笔锋犀利，曾在各地广为流传、传抄，其中《扒手外传》在一些地区又被更名为《在幕后》。编者虽采取的是小说体裁，却都有相应的史实依据，正如编者在《扒手外传》前言中所述：“本作品虽系小说，然所据材料均系较可靠之大字报或访问记录，作者力求符合历史的事实，绝无无中生有之心，更无弄虚作假之意。”为了方便大家阅读，特意将这三部作品汇集制作在一起。

    整理、制作：亮丑台 200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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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CHM是国华软件推出的一款强大的CHM电子书或CHM帮助文件的快速制作工具。使用EasyCHM只需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CHM的制作：1、用户指定一个目录，EasyCHM会自动导入全部目录及文件；2、设置CHM编译选项；3、开始制作。EasyCHM非常适合个人和单位制作高压缩比的带有全文检索及高亮显示搜索结果的网页集锦、CHM帮助文件、产品说明、公司介绍、CHM电子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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